存于莱西市博物馆的左懋第石刻像

        明清易代之际，南明弘光朝兵部右侍郎左懋第(1601~1645)在奉命出使满清的过程中不屈不挠、宁死不辱使命，最后慷慨就义、壮烈殉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左懋第，字仲及，号萝石，又号次公，明末山东莱阳人。左懋第的父亲左之龙是万历举人。历官顺天府良乡县令、河南开封府陈州西华县令、陕西延安府同知、南京刑部广东司员外郎、河南司郎中。少年时期的左懋第跟随父亲辗转于良乡、莱阳、西华、延安、榆林和南京等地。青少年时期的左懋第不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且胸怀大志，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天启六年(1626)把持朝政的权奸魏忠贤授意党羽编修《三朝会典》，刊布中外，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移宫”、“红丸”三大案的示谕、奏疏、档册加以按语，旨在诬陷东林党人，作一网打尽之计。富有正义感的左懋第“见有刻成《三朝要典》一书，其中变乱是非。颠倒贤佞⋯⋯不胜愤恨。指纂修诸人名。手击之日：‘此皆邪佞之人。阿附魏崔以固禄位，遂敢倒置国是，至于如此!’击其纸几碎”(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1《纠邪臣疏》)。当他听说当时朝中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明卿)因忤逆权臣魏忠贤而被削职归里时，心焦如焚，愤而作《(小雅)“中林”“薪蒸”》之文(按，左懋第这是从《诗经．／J、雅·正月》中的“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诗句生发成文，以“林中”影射朝中，以“薪蒸”比喻当时专权的魏忠贤阉党，以抒发心中对恶人当道的愤慨之情)。由此可见，青少年时期的左懋第就已心系国家社稷，怀有正义之心。

        崇祯三年(1630)，三十岁的左懋第参加山东乡试，荣获亚元第二名。次年赴京参加辛未科廷试，进士及第，为踏上仕途取得了进身之阶。

        崇祯五年秋八月，左懋第授陕西韩城县令。九月奉母离京赴任。冬十一月抵达韩城县。从此踏上了艰难的仕宦之路。当时明皇朝正值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内有风起云涌的农民造反，外有满清步步进逼的侵扰，整个明皇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韩城县地处陕西东部黄河之滨，是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历来有“秦中最敝邑”之称(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2《初抵韩城与亲友书》)。左懋第上任之年，正值韩城灾情严重之时，“饥民数米而炊，市价腾沸，米如珠玉，有食糠与树皮者，又卖妻与子而不得，从而弃之者”(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6《申报救荒文》)。当时当地的许多居民“掘草根刮树皮而至于尽，磨石为面以充饥而至于伤生，间有刮人肉以食者”(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6《申报赈济文》)。不惟如此，当时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也不断对韩城脆弱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这触目惊心的局势对于初人仕途的左懋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左懋第于崇祯五年(1632)十一月到任后，面对灾荒频仍、哀鸿遍野的艰难时局，他没有退缩，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组织救灾。为了解决嗷嗷待哺的众多饥民的生存问题．左懋第首先倡导“捐俸劝赈法”，并以身作则，首先自捐俸银五十两，然后动员县中官吏及其他富有而好义者，各捐银不等以赈济饥民。在左懋第组织的赈济下，韩城饥民的困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左懋第《左忠贞公剩稿》卷2《赈济申》)。后来，左懋第又“会议乡绅，设为各里赈各里之法”，即各里饥民由各里乡绅及有声望的耆老审定，由各乡富户拿出米谷对急需救济者加以赈济。对于无富绅之穷乡，则“请于上台，动仓中社谷给之”；对于流民、乞丐，则于“城北门外另设一厂赈之”(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6《申报赈济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对饥民生命的威胁。

        韩城县地处山区，粮食产量不高。经过连年的灾荒后，更是粮价飞涨。崇祯六年，“斗米银六钱”；七年，“斗米银至七钱”。为了制止粮价暴涨、富户囤积，使饥民得到赈银后有粮可买，左懋第借鉴唐代刘晏所推行的常平法，在韩城县建立第一座常平仓，他自己捐俸买粟100石，又动员其他官绅捐粟共2000石，然后根据贱时增价买进，贵时减价卖出的原则储备粮食以应灾荒之年(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2《自韩城再寄亲友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压力。

        左懋第在韩城的任期内，尽管处于天灾人祸频仍的非常时期，但他仍然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崇祯七年(1634)秋，左懋第充任陕西乡试考官，与负责《礼记》与《春秋》两经的阅卷工作，录取了11人。本次乡试，韩城诸生仅有一人中式。这对刚到韩城任知县不久的左懋第产生了很大震动。他回到韩城后，就选拔韩城优秀生员举办“尊经社”。左懋第命县中教谕程云翰、张继载等负责社中的教学工作，他自己则于每月的朔望日亲至明伦堂为社中诸生讲读经书。为了让那些家境贫困的学生能坚持读书，左懋第还在赈济贫民时对贫困的生员加以特殊优待。一般百姓每人给银一钱，“极贫生十八名，每人给银二钱；次贫生二十九名，每人给银一钱五分”(左懋第《左忠贞公剩稿》卷2《赈济申》其三)。三年后，韩城有八人在陕西乡试中中举。这八名举人全是左懋第举办的“尊经社”中的学生。正如康熙《韩城县续志·循吏传·左懋第》所说：“韩人知通经学古自公始。丙子登科者八人，皆社中士，其馀泽也。”

        左懋第在韩城度过了五年艰难困苦的任期，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政绩，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于崇祯十年(1637)底在考绩中以“举循吏第一”而内迁。崇祯十二年，左懋第在京城参加考选。他在对策中直言敢谏，痛陈时弊，甚得崇祯帝赏识，被御笔钦定为第一名。旋即被任命为户科左给事中。户科给事中这一职务虽然品秩不高(从七品)，但地位重要，属皇帝近臣，执掌诏旨章奏，谏议朝政，监察百官。

        左懋第在给事中任上，恪尽职守，忧国忧民。他上任后不久即有鉴于当时吏治腐败、朝纲废弛的局势痛心疾首地向皇帝奏上《陈四弊疏》，指出当时明皇朝国事危殆的症结在于“民穷之弊”、“兵懦之弊”、“推诿之弊”、“虚耗之弊”，并一一分析了“四弊”的根源与解决的方法。他在疏中痛切揭露明朝末年在正常田赋之外另加派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他提出革除弊端的办法在于“恤民”、“行人物春秋法”、“专责”，并着重指出“兵懦”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帅偏裨，皆以虚兵扣饷，损威望而兵乱也”。他建议“督抚稽各帅之兵，帅稽各营之兵，有任虚一人之什佰，饷扣一分至铢两，皆立以法。宁可汰其冗员，而不是糜饷；宁可厚其禄赏，而不可使剥军”。对各级官吏要严格考核，“有功赏莫汝吝，有罪汝无可借口”，使每个人“皆有不可逃之功罪”(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1《陈四弊疏》)。

        他在任谏官的几年间，始终以“民为国本”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同情人民的疾苦，为人民疾苦呼号。崇祯十二年(1639)冬，天空出现彗星。崇祯在内外交困不能自拔的情况下，认为这是上天垂象示警，于是便下诏修省，令诸臣“直言无隐”。左懋第便乘机奏上《应诏陈言疏》，倾诉人民的悲惨遭遇。他在上疏中说：“国用不给，赋役繁兴。皇上原以如伤之心行不得已之政，而奉行者多有不善，斯民困苦未可殚述。”“正供外，有辽饷、剿饷、练饷，皆竭力供之，亦斯民。有司惧考成，而敲骨剥肤，血肉淋漓，以足正、加额者，斯民；贪暴有司索好私派，假催科为虐，而破产亡躯以奉之，亦斯民”。他无情地揭露“兵无军法制之，杀人为级．掠物为资”；而“用兵牧民者，刈之如草，视若泥土，使天下民沟壑离散，往往而然。怨咨之气，未免时有”。他向崇祯帝进谏说：“保民者．事天之实。如斯民义安，天心必阅，彗星可隐也。”(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1《应诏直言疏》)

        左懋第在担任给事中期间，不仅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多次上疏抨击危国害民的骄兵悍将，甚至敢逆龙颜，上疏指责崇祯帝。崇祯十三年三月连日大风霾，崇祯帝以为是天变示异，便身穿布袍，斋戒祈祷，而风霾仍然不止。于是左懋第便乘机上疏认为布衣斋居于事无补．应以努力兴利除弊为务。他说：“去秋星变，朝停刑而夕即灭。今者不然?岂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实乎?臣敢以实进。⋯⋯陛下屡沛恩音，而四方死者犹枕藉，盗贼未见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赋，有司迫考成．催征未敢缓，是以莫救于凶荒。请于极荒州县，下诏速停，并令有司息讼，专以救荒为务。”(《明史》本传)在皇帝至尊无上的封建社会里，左懋第敢于这样大胆地对皇帝进行指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崇祯十四年(1641)，灾荒蔓延至大江南北，左懋第奉命督催漕运。在此期间，他将各地所见广大百姓困苦悲惨的生活状况不时向朝廷奏报。他在《安民息盗疏》中请求核实田数，检查流亡的农户，要给百姓“以有生之乐，鼓起耕种之心”。为了解决粮荒，稳定粮价，左懋第建议，改变只收本色的规定。在山东、河南等缺粮地区改收折色，到淮、凤等丰收地区易麦转输；并建议“诚出内帑二三十万，分发所司，及时收籴，于国计便”。崇祯皇帝接纳了他的建议，“即命议行”(《明史》本传)。

        崇祯十六年(1643)秋，朝臣举荐左懋第出察江防，便道督战，安抚长江流域的军阀左良玉等。次年三月。左懋第尚未来得及回京复命，李自成攻克北京，明王朝灭亡了。左懋第留在京城的母亲、妻子、儿女，于崇祯十七年五月离京返里。在逃亡故乡的途中，左懋第的母亲面对亡国的惨状，悲愤至极。绝食而亡，她的遗体由懋第的从兄左懋泰殓后护送回山东莱阳老家。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自缢煤山。

        清军乘机人关，击溃李自成农民军，进占北京，席卷北中国。明遗臣马士英、史可法等拥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皇帝位。弘光在南京继位以后，左懋第人见。疏陈中兴大计。弘光朝委以兵科都给事中，后迁太常寺少卿。不久后又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徽州诸府。清军平定中国北方后，便无视南明的存在，连续发布命令，让南明官民归顺，气势咄咄逼人。南明弘光小朝廷昏聩无能。幻想通过议和以阻止清军南下，维持偏安之局。是年六月，在权臣马士英的倡议下，南明朝廷议决派遣使臣赴北京与清廷议和。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左懋第此前已知母亲已在北方绝食殉国。他曾疏请守制，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遂自请北使，以便忠孝两全：一方面为国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可顺便到北方安葬母亲。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诏拜他为兵部右侍郎，担任赴清议和的正使。并任命左都督陈洪范、太常寺少卿马绍愉为副使。马绍愉原为明朝兵部郎官，崇祯时曾受命暗中与清议和。事情泄露后。舆论大哗，兵部尚书陈新甲成了替罪羊被杀，而马绍愉也被左懋第参劾革职。现在，当得知朝廷派遣马绍愉与自己一起同往使清议和时，左懋第担心马绍愉丧失民族气节、里通外国，便立即上疏反对。但马士英所把持的南明弘光朝廷未批准左懋第的正当要求。后来，马绍愉在出使过程中确实屈膝投降，被左懋第不幸言中。

        这次使清议和，左懋第虽然是自请北行，但他对于使清议和并不抱幻想。北使之前，他向弘光帝上《辞阙效言疏》说：“臣渡河而北，生死未知，愿以辞阙之身效一言：⋯ ⋯ 臣行之后，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时时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 ⋯望皇上命诸臣时时以整顿士马为事，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左懋第《萝山石房文钞》卷1《辞阙效言疏》)本年七月，弘光朝听说满清已立爱新觉罗·福临为帝，年号顺治，即催左懋第等速速渡淮北上使清议和。 七月十八日，左懋第一行携带银1O万两、金1000两、缎绢l万匹，由3000兵士护送，踏上了艰难困苦的北使路程。

        十月初，左懋第率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由于此时清朝计划统一全中国，根本不想与南明议和，因而对南明使团很不友好，只许左懋第率百人人城，并以属国之礼安排他们到四夷馆居住。面对清朝方面的无礼态度，左懋第大义凛然，据理力争，反复论辩，终于迫使清朝将他们安排于鸿胪寺。十月十四日，清内院大学士刚林前来寺馆要求南明使臣以属国朝见之礼朝贡清帝，并指责弘光帝僭位。面对气势汹汹的刚林，陈洪范、马绍愉吓得“惟默不语”。左懋第义正辞严地驳斥说：“先帝遇变升遐，岂有遗诏?今皇帝为先帝之弟，兄终弟及，率土归心，奉天继统。若何许人?敢言僭位!⋯⋯且我来祭告先帝，因而酬谢贵国，非以请降及讲和来，安得以属国礼相见?若所行可复命，我即专之；不可复命，我必不行。有死而已!”“懋第慷慨劲烈，词气不挠”，以致刚林虽然非常恼怒，但也“心甚重之”，不得不在私下赞叹说：“此中国奇男子也。”(无名氏《使臣碧血》，《适园丛书》第一集，民国三年刊本)

        清廷既无意与南明议和，因而便于十月二十七日派兵遣送南明使团离京南归。左懋第离京后，已降清的明朝大学士冯铨向清摄政王多尔衮进言说：“主上不欲王天下耶?既欲王天下，奈何纵虎贻患?”(姜垛《敬亭集》卷8《左侍郎传》)多尔衮闻言后，马上连夜派兵把已行至沧州地界的左懋第等人追回，而将此时已暗降清朝的陈洪范放归南明以招降南明诸将。

        左懋第一行被追回北京后，即被清廷派兵囚禁在太医院。这时左懋第已作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入院后，他即题书院门：“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又请人摹画苏武与文天祥画像悬挂于院壁以激励自己与部下。一心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尊严而时刻准备以身殉节!他在《自燕京寄弟书》中说：“惟有一死以报君命，效宋之文天祥作地下游!留正气于千古耳!”(左懋第《左忠贞公集》卷2《自燕京寄弟书》)

        降清明臣洪承畴受多尔衮之命前来劝降，左懋第痛斥说：“是鬼也!洪承畴昔统帅边徼，战败死节。我先皇帝哭之殿陛，建祠字，制祭文，亲与祭。今又有洪承畴来，非鬼而何?速取桃鞭笞之!”洪承畴闻言，“汗流颊际”，羞惭而退。清朝又使已降清的明朝原兵部右侍郎李建泰前来劝降，左懋第说：“若受先帝饯宠，不能殉国，既降贼，今又降北!何面目见我?”左懋第从兄左懋泰降清后也来劝降，左懋第闭门不见。由于左懋第之母殉国而死后，左懋泰曾帮助护柩归里安葬，因而懋第于门内向左懋泰叩头说：“聊以谢治丧之德。勿他言，懋第无降敌之兄也。”(姜垛《敬亭集》卷8《左侍郎传》)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朝攻克南京后下“薤发令”。左懋第部下中军副将艾大选立即遵令剃发。并劝懋第归降清朝。懋第怒不可遏，令部下杖杀艾大选。清政府闻讯后。即以抗拒“薤发令”与擅自杀人的罪名将左懋第逮捕入狱。在狱中。狱卒以三道铁链将左懋第锁于恶水之中，妄图以这种方法让左懋第屈服。面对淫威，左懋第大义凛然地发誓说：“吾头可断。发不可薤!”六月二十日，多尔衮亲自审讯、劝降左懋第。多尔衮劝道：“尔勿误，今日降。今日富贵矣。”左懋第慷慨陈词说：“我今日止有一死，又何多言!”

多尔衮见左懋第宁死不降。即下令押赴宣武门外菜市斩首示众。懋第“昂首高步，神气自若。既至，南向再拜而后受刑”(姜垛《敬亭集》卷8《左侍郎传》)。慷慨就义之前，左懋第怀着对明王朝的耿耿忠心，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七律《绝命诗》与《沁园春·绝命词》：

《绝命诗》日：

峡坼巢封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销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绝命词》日：

忠臣孝子，两全其难，其实非难。从夷、齐死后，君臣义薄，纲常扫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叠山，青史于今万古传。他两人，父兮与母兮，亦称大贤。嗟哉!人生易尽百年，姓与名，不与人轻贱。想多少蚩愚稽首、游魂首邱，胡服也掩黄泉。丹心照简，千秋庙食，松柏耸天风不断，堪叹他时穷节，乃见流水高山!

        按《绝命词》中的“文山”与“叠山”指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号文山)与同科进士谢枋得(号叠山)。二人均在宋元易代之际。坚持武装抗元。南宋灭亡后，二人均坚守民族气节，宁死不屈，慷慨殉国。左懋第在词中将文、谢二人尊为“大贤”，作为自己坚持民族气节、壮烈殉节的楷模。

        左懋第以其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崇高志向，张扬了儒家倡导的成仁取义的浩然正气。正如清初著名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卷29《左懋第列传》所说得那样：“其(左懋第)生死大节，直与颜常山(真卿)、文信公(天祥)颉颃千古!”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