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的左氏诸公
 
     晚明政治的黑暗，到天启朝，已达登峰造极。这黑暗的源头无疑是阉宦当权。在中国古代史上，每当皇权衰落之时，便是阉宦和士大夫两大集团争权夺势之际。宦官和士大夫仿佛是天敌，在宫廷之上，在皇帝座下，围绕着国事政事或者皇家内事，他们总在不断争斗着、互相钳制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制衡他们的是皇帝，皇帝若是懦弱无能，便只好成为一方的傀儡。
     天启朝阉宦集团的代表是魏忠贤，士大夫集团的代表是东林党人。在这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魏氏集团占了上风，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六君子惨案”。
     当一个大字不识的乡间无赖，中年自宫的赌徒太监被权力膨胀到“九千岁”的时候，许多曾经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已经堕落成了蝇营狗苟之辈，他们跟在魏忠贤后面摇尾乞怜，狺狺作势，成了宦官集团的豢鹰走狗。有史家称此为“晚明士大夫的集体无耻”，“当是时，欧洲人正在向亚洲美洲侵略扩张，后金疯狂地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起云涌，明政府的几乎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变态般地谄媚。”
     这谄媚包括向魏忠贤跪拜奏事，山呼九千岁，包括全国各地争相为魏忠贤建生祠，更有甚者，要“以忠贤配孔夫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史家这样分析“在宦官当权的闹剧里，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也像宦官的身体一样被阉割了。”
     当然在这集体无耻和精神阉割中，仍然有人独善其身也有人挺身而出。东林党人就一直与阉宦集团势不两立。六君子便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六君子者，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是也。其中的左光斗即是安徽桐城人。
左光斗，字遗直，一字共之，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由中书选授浙江道御史，后升任左佥都御史。在御史任上，左光斗一贯仗义执言，尤其与副都御史杨涟公忠一体，深孚众望。然而在那宵小当道的朝堂之上，他们的公忠行为也招来了许多权贵者的忌恨。
     天启四年（1924）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气得魏忠贤暴跳如雷。紧接着，左光斗又草拟了魏忠贤三十二该斩罪。这还了得？！左光斗的奏章还未送出，东厂的鹰犬已经侦知。于是魏忠贤当即将他罢官回家：看你无官无职，还有什么资格上奏章？
     仅仅罢官当然不能解“九千岁”心头之恨。于是经过一番罗织罪名，将杨、左并东林六君子统统逮捕下狱。天启五年（1625）七月，六人未经任何法司机构审理，全部在东厂监狱中被残害致死。
     关于他们的惨案史书多有记载：内阁中书汪文言本是一小官，只因他与左、杨等人走得近，便将他捉去严刑拷打，逼他“揭发”左光斗等人受贿误国，造成边防失守。明朝锦衣卫折磨人的手段是出了名的，汪文言吃打不过，说“罢罢罢，反正我的口遂不了你的心，任你巧为口供，我都认了便是。”于是一份早已捏造好的口供摆到了汪文言的面前，汪文言一看，是说杨、左等人受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而此时熊廷弼已因边关失守被关押在狱，即将处死，熊一死，此受贿案当然就死无对证了。汪文言怎么也没想到要他画押的口供竟是如此卑鄙无耻，他悲声高叫：“天乎！冤哉！如此诬陷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可是由不得他不承，他被强行画押，然后活活打死。
     “原告”已死，不能再言，而身系重狱的“行贿者”熊廷弼听说此事，更是好笑：“杨、左两人乃皆前日劾我者也，何以余为通贿？”
     然而一切本就是莫须有的，熊廷弼不承认行贿又有何用？魏氏集团本就没打算让三法司来审理此案。他只需授意锦衣卫将他们害死在狱中即可。锦衣卫有一套所谓“全刑”：笞杖、枷锁、脚镣、手钮、夹棍、拶指、压膝、断脊、刺心、剥皮。这些变态的阉人们，难道能够在这种折磨人的酷刑中获得自身被宫的某种心理补偿？史载六人在北镇抚司（属锦衣卫）受尽各种酷刑，肌肉腐烂，筋断骨裂。顾大章受刑不过而自尽，其余五人均被残害致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状惨不忍睹。而关于左光斗的惨状，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写得活灵活现：“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也。”尽管如此，而当史可法化妆成掏粪人去狱中探望老师时：“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方苞所写之事，是听他父亲方仲舒说的，方仲舒是听方文说的，方文是左光斗的女婿，关于狱中之事，是听史可法亲口说的。当是第一手资料。
     左光斗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但面对史可法的冒然涉险，他仍然怒火中烧，斥责他不顾国家重任。他不要这样的私情，他要他做天下支柱。所以，当清军长驱直入，明王朝终于忽喇喇大厦倾的时候，史可法一柱独立，虽无能支撑住腐朽不堪的大明江山，毕竟完成了一个抗清英雄以身殉国的民族形象。
     《左忠毅公逸事》写的就是史可法和左光斗之间的师生情谊。史可法赴京赶考时，是个穷苦书生，无钱住客栈，只好寄宿郊外古寺中。那时左光斗任职京畿督学，一个风雪严寒的日子，左督学微服出行，入寺游玩，看见一书生伏案而卧，身边一篇文章墨迹未干。左督学悄悄拿起文章一看，竟是一篇妙文。于是对这个贫穷书生心生怜悯，解下身上的貂裘轻轻覆在书生身上。转出来，问寺中僧人，知此人是来京应试的士子，名史可法。待到考试时，史可法果然考了个第一名。等到史可法来拜谢座师时，左光斗引他入内拜夫人，对夫说：“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一对相知师生，两个铁血汉子。只是在晚明那乱世和末世，他们的抱负并未得到施展，双双死于盛壮英年。一个死于朝中阉宦，一个死于外族兵刀。
     其实左光斗的儿子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碌碌”。他有四子分别名为国柱、国栋、国林、国材，皆是饱学之士，被时人称为“龙眠四杰”。他们也像其父一样铁骨铮铮，疾恶如仇。崇祯朝时，魏氏集团覆灭，东林党人一度东山再起。“六君子案”也平反昭雪，左光斗被追赠太子少保，谥忠毅，建专祠。然而明朝已经腐朽不堪，任谁都回天无力了。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七年，这是内忧外患的十七年。在这忧患之中，复社诸生与阉党余孽继续斗争着。左国柱们是复社中的干将。
     除了国柱兄弟，还有左光斗的七弟光先、八弟光明都曾在崇祯朝和南明小朝廷做过官，他们同样是些篾视权贵的铁骨汉子，一直与阉党余孽势不两立。所以，当崇祯朝覆亡之后，南明小朝廷又成了阉党余孽的天下，左光先、光明、国柱、国栋们又受到了马、阮集团的政治迫害。
     左氏诸公，皆是铁骨铮铮的硬汉。桐城史籍所载，不止起自光斗。其实光斗的曾祖父左麟就做了一件堪称侠义的壮举。左麟，号松坡，字天祥。明成化年间，桐城地方芦苇课税过重（想必那时芦苇在桐城占有一定的经济份额），许多贫家交不起税到处躲藏，到了除夕年关回到家中，往往还被逮进监狱。左麟总是出资帮他们交税，没钱了，卖田卖地帮他们交，田地卖完了，又借贷帮他们。可是，课税年年有，头年的债还未还清，第二年的又来了。他想这样不是办法“代输课，无已时，岂若撞登闻鼓刎颈阙下吁减课邪？”他决定要去告御状，请求减税。于是北行进京，写好状疏，准备闯殿了。同行的家仆左恩却偷偷将状疏藏在自己怀里，对左麟说：主人你不可死，若皇上问起课税事，必得你来讲清其中的积弊。就让小仆代你击鼓上疏，以身受死吧。原来真如戏台上演的，若告状，先吃一顿杀威棒。就这样，左恩怀疏到午门伏阙，死于交戟之下。事惊朝廷，皇上召见，左麟将芦税过重，民不堪受之事一一奏来。最后结果，减税百分之三十。左麟办成了这件大好事，回乡后，乡里人都对他感恩戴德。听说他这一趟告御状，前后化费了上千两银子，有人便资助了三百两银子给他，他收下了这银子，却又用这银子造了一座桥，方便行人。
     光斗的父亲人称左太公，名出颖，字韬甫。史载“太公有大略，喜怒不形，处嚣若寂，在险若夷。”左出颖是个秀才，喜读史，曾著《读史拾余》，阐述历史上阉党之祸。光斗中进士后，太公即将此书送给儿子，勉励其要做个堂堂正正的直臣君子。左光斗被祸之后，太公虽然心中悲愤，然而也只是默默流泪。直到光斗平反昭雪，建祠安牌，重新祭葬之后，太公才仰天大恸。大恸之后，说：“我今天可以死了。”于是端坐而逝。年已八十四岁。
     左氏一门，皆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不仅在朝者是，在野者也是；不仅主人是，奴仆也是。为国为政，为乡为民。可捐躯，可殉道。
     读史，读至此，令人唏嘘。击节！
     左忠毅公祠址在桐城城区北大街，桐城中学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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