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后易名为左权县）麻田反“扫荡”战斗中与日军激战突围时，不幸遭炮击壮烈殉国。左权是抗战中牺牲的中共最高级别的将领，然而他的牺牲却是疑云浓重，广受历史学家质疑。

        至少有两个机会避免牺牲

        在突围过程中，左权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生还。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3道封锁线时，护卫彭德怀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突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与骨干也已大部突围，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

        另外，左权的战友回忆：左权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站在一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放弃了第二个获生的机会，结果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安全突围。事后，彭德怀也不解地发问：当时日军向麻田十字岭我方发射了3枚炮弹，作为训练有素的高级指挥官，左权应该完全能辨别出炮弹飞行的声音和角度，但是他没有躲避。这是为什么？

        而在左权牺牲之前的1941年11月，他有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申诉书，他在信中说：“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迄今已经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做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

        “留党察看8个月”处分背10年

        “托派”一事要追溯到1928年。当时左权在苏联学习，一天他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此事后大做文章，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左权受到严格审查，自此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

        托派全称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左权戴上“托派嫌疑”帽子前，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派之间进行过白热化斗争，托洛茨基1927年被开除出党。

        1932年中央根据地开展肃反，有人向临时中央检举时任红十五军军长的左权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直接撮合下成立）的文件。关于“文件”一事，后来左权上书中央时做了说明，应该说那只是一个误会。但临时中央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沾上“托派”的嫌疑，左权被降职为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官，并受到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

        直到不久后，国民党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前线急需将才，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才果断起用左权，授以红一军团参谋长职务。从那以后，经过反围剿、长征、抗战，左权带兵冲锋陷阵，战功显赫，不断得到升迁。然而正如左权的女儿左太北后来所介绍的：“从1932年到1942年，父亲一直在前线。但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1941年11月，左权组织指挥了黄崖洞保卫战，以一千人的守军反击五倍日军的进攻，保护了由他亲自勘察、选址建立的兵工厂。正是在黄崖洞保卫战之后，左权向中共中央呈递了申诉书。

        牺牲40年后“托派”摘帽

        彭德怀对左权遭受到的不公很同情，他负责把左权的上书转给中央书记处，并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央撤销对左权的不公道的处分。可是，中央一直没有对左权的“托派”和留党察看问题进行明确表态，左权的“苦闷”至死都未能释然。

        左权牺牲后，八路军战士利用日军撤兵的间隙重返麻田村附近，将左权的遗体就地掩埋。没想到日军得到“左权失踪”的消息后又杀了个回马枪，到处寻找并挖出左权的棺木，对左权的遗体照相并登在敌伪报纸上，对左权之死大肆渲染，令全党全军悲恸不已。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大力宣传左权的英雄主义精神，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党内、军内主要领导人都撰文纪念左权。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林彪写下长达百多行的抒情长诗《悼左权同志》，他对左权的夫人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政治上的“紧箍咒”与左权的牺牲有关。

        刘志兰一直因为中央对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没有做出文字结论而难过。1979年她致书中组部，要求彻底为左权平反。解放军总政治部在答复中说：“左权同志牺牲后，中央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实际上为他平反昭雪了。”1982年，刘志兰又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发文，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这一次，中央出具书面文件，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并将平反文件放入左权的档案，他的“托派”帽子终于摘掉了。（摘编自《文史精华》《检察风云》《党员干部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