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铁骨一身正气  耿耿忠心两袖清风  ——怀念刘凯同志

高文

        刘凯同志（刘凯即左芹芳，下同）走完了生命之旅的最后一步,安详地沉睡了。他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半个世纪，无私地为人民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失去一位模范干部，每个熟悉他的同志，都感到十分悲痛。

早在三十四年前，我就与刘凯同志相识了。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我在省委机关工作，还是在省政府工交部门工作，他都是我直接或间接的领导者，也是我由衷崇敬的业师。他有理想、有信念、有气节，积极、忠诚、实干；正直、无私、淳朴；厚以待人，严以律已，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走后的这些日子，他那音容笑貌，他那忠厚可亲的长者形象，他那闪光的思想，他那崇高的品德，他那优良作风，一直在我心中回荡，宛若昨天我们还在一起促膝谈心，我还在聆听他的教诲。所有这一切，更加激起我无限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

一、

        刘凯同志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研究、思考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事关党和人民利益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随意跟“风”，不人云亦云,有时明知自己的意见要惹麻烦、担风险，他仍然向党直道心事，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把一颗赤子之心，真正地交给了党和人民。

        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期，全国风行“四个第一”，甚至成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准则，省委工交部也起草了政治工作条例，并把“四个第一”作为总的指导原则。作为这个部的负责人，刘凯同志在审稿时，把“四个第一”字样用墨笔抹掉了。他认为工交企业是物质的生产部门，这是它们的主业，如果硬要讲什么第一的话，那么，应当理直气壮地讲“生产第一”。他说，生产上不去，社会主义就没有物质基础。他耐心地向起草“条例”的同志讲解这个道理，同时指出，学习别人经验切忌照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特别是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更要从实际出发，否则就会引偏方向。

        在1965年全省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工交部门应该“突出政治”，批评一些生产搞得好的企业，有丢掉“灵魂”的危险。刘凯同志针对这种政治经济对立的论点，在作总结发言时，再次重申：“工交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抓生产”。“政治和生产、政治和业务是并行不悖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一道去抓”。

        在“文革”前的十一年中，刘凯同志一直主持省委工业部的工作（1964年改为工交政治部）。按照通常的理解，这个部门是抓全省工交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刘凯同志认为，这没有错，而且是它的宗本，问题在于怎么抓？他大胆而又明确地提出：工交政治工作部门和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都应当而且必须围绕生产转。政治工作要为生产、为基层服务，并把生产好坏，作为衡量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这样提出问题、处理问题，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功底是很深的。他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他所领导的工交部，除少数同志留家守户处理日常工作外，包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大部分时间也都到生产第一线去“转”。

        工交部的同志非常谙熟工业生产情况，同刘凯同志的一贯指导思想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省委关于工交战线一些重大决策，刘凯同志和工交部同志都能从生产实践中，拿出第一手材料，为省委的决策提供依据。六十年代初，在批判计件工资“八大罪状”时，我省工交战线没有发生大的折腾，这和刘凯同志冷静地研究实际情况和积极进言有直接关系。他调查了一些企业后，提出自己的认识，他说：“在一些企业、一些工种，可以试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励工资，全面完成任务的工人可以早下班，甚至可以试行小包工、小承包。这样做，作为试验没什么了不起，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而且完全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他在党的有关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试点经验。

        他在许多问题上，颇有独到见解，而且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凯同志在辽源煤矿干部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天灾确实有，但不能把一切统归于天灾，鱼虾没有卖的，难道大江大海也遭了灾？过去搞穷过渡吃了苦头，现在要研究如何富起来，可否把城里没活干的工厂一分为几，下放到街道、小城镇去开展竞争联合，自负盈亏，向国家交税，何必全在那里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呢？”他的这一想法，受条件所限，今天才得以实现，但足以说明，他对经济工作是有真知灼见的，是颇有才干的领导者。

        刘凯同志敢于为真理去“争”，还表现在对于人的处理上。1964年刘凯同志随省委第二书记赵林同志在九站糖厂蹲点。当时九站糖厂一位负责人犯有错误，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个同志时，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争论中，有的同志把其家庭成分作为处分依据。刘凯同志反问道：“你是什么成分？”回答道：“我是贫农。”刘凯同志说：“贫农也有不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地主出身也有革命的。我们不要唯成分，重在表现嘛！”他不仅为被整对象说公道话，还列举许多事实，纠正了一些人的偏见，用政策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二、

        在那奸佞祸国、人民遭难，历史被亵渎，栋梁受戕害的“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刘凯同志怒不可遏，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吉林省的代理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大革命”一开始，刘凯同志就被打“倒”，被囚禁在阴湿的机关浴池里，每天轮番被批斗，还时常拉出去陪斗。虽然身处逆境，劫难当头，但是刘凯同志的共产主义信念益坚，他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真理必胜，人民必胜，不管那个代理人支持的什么人如何残忍地折磨他，他从未向邪恶低头，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没有写过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整人的炮弹。由于他拒不交代“问题和罪行”，有的人把他定为顽固不化一类，强令他背诵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关于顽固派的论述，而刘凯同志却选择另两条座右铭，借以砥砺自己，一条是《革命烈士诗钞》中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另一条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一些人从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时，又诬陷他是“特务”，他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和铁一般的事实回敬说：“我26岁时，投笔从戎，从北师大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我的历史经得起审查，并于1944年延安整风时作了结论。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坏事。”此后不久他从“牛棚”里给子女们捎出短笺，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永生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刘菲、再生、刘萍并告你们的妈妈，如有必要，也对小明、小五（当年都不满十岁）讲讲，我已五十多岁，过去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我将一辈子给人民做好事，这一点，请你们放心，你们不必因为我在这里关着而感到精神上有什么负担，我的问题迟早会弄清楚的。希望你们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1967年4月9日）

        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时，刘凯同志非常欣慰，坚决拥护。他高兴地对我们说：小平同志抓各条战线的整顿，实际上就是纠正“左”的干扰。有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掌舵，中国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了争时间，给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坚持吃住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许多企业开工不足问题，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可是那个代理人竟然斥责他“穿新鞋走老路”，“把工交办变成了煤电办，生产办”，并当面训斥他是“唯生产力论”的代表，说他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同他“有路线分歧”、“走的不是一条路”，“没有共同语言”。刘凯同志在高压下不但不低头，而且继续狠抓生产。他同舒兰煤矿党委书记说：“现在总讲形势大好，文革这些年生产指标一直下降，好个屁！”他有一个小本记载“文革”中生产每况愈下的数据。他说，眼下快到了喝西北风的时候了，再不抓生产，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我是凭党性抓生产的。

        他反对为虎作伥，在一则日记里写道：“有这样一些党员干部，领导喜欢的，明知对人民不利，对国家不利，已经看得很明显，他还跟着干，跟着叫好，讨好领导自己往上爬。吉林省在十度以下的坡地上修梯田，破坏了地力，他们还叫好。这种人是不能信用的。”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把手中的报纸往桌上一扔，十分生气地说：“你看，现在经济状况非常不好，报上还鼓吹‘宁要一年丢，换来万年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难道草和苗还有阶级性？这是什么理论！”为了把生产搞上去，他积极倡导起用工程技术人才，他说：“某某大厂有一批知识分子弃之不用，至今仍当一般劳力使唤，政策不落实，比比可见。要把生产搞上去，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那个代理人闻讯此事后，又给他加了一条罪名，说他不但是“唯生产力论”的代表人物，还是一个“三否定”分子，因此，在他“解放”不久，让他到了通化铜矿蹲点，任务是抓“基本路线”教育。刘凯同志到铜矿后作了大量调查，然后同矿的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一起研究如何改变十多年亏损的落后面貌，使这个铜矿“起死回生”。那个代理人简直气炸了肺，胡说什么“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干脆把刘凯下放到条件更艰苦的板石沟铁矿当党委副书记，并宣布刘凯同志与省工交办工作脱钩，暗示把半倒未倒的刘凯同志彻底打倒，同时组织人马整刘凯同志的材料，制造种种理由，什么工交组“思想混乱”、“底数不清”，什么工交办“路线不端正”，“所有这些问题，根子在刘凯那里”，专门办了工交口处以上干部学习班，名曰端正思想路线，实际要在工交口抓“三否定”分子，并暗示对刘凯同志可以“加温”，可以说“过头话”。工交口的绝大多数老同志没有上当，没有跟那个代理人跑。刘凯同志没有屈服，没有放松斗争，以守为攻，在发言中充分肯定工交口的领导都是好的，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应牵连上下一大批人，许多同志流着眼泪听他的发言，受到的不是那个代理人推行的所谓“路线教育”，而是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教育。

        刘凯同志在十年动乱中，无论是被“专政”时期，还是在有职无权、半倒不倒的情况下所坚持的斗争，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高风亮节。1976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以鲁迅为榜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对敌人极端仇恨，坚决斗争。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只能而且必须坚持这种态度。”（1976年11月20日）这言简意深的自述，不但是十年动乱的自我总结，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三、

        1984年4月27日，刘凯同志回顾自己过去时写道：“我从自己有了共产主义觉悟时起，即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奔向延安时起，我就开始自觉地为人民谋利益，我从来就认为侵犯他人利益是可耻的。几十年来，直到盖棺定论时，我所作所为是问心无愧的。”刘凯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大众的“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搞特殊化；他，对家庭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迁就姑息。他的心，总是同人民群众贴得很紧。五十年代初，他担任辽源市委书记兼矿务局局长时，经常下井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滚得一身泥巴一脸黑，工人亲切的地直呼他为“老刘”。他发现井下工人“班中餐”标准低、吃不饱时，主动把自己的工薪分砍掉百分之五十（当时实行实物工薪券制）。随后，他爱人程权同志也主动降薪，用以补贴井下工人伙食。云南发生地震时，刘凯同志立即把自己积蓄的4000元悉数寄给灾区人民。平素同志们生活上发生临时困难，一旦被他发现，必然解囊相助。他听说工交部同志组织一个经济共济的互助会，立即拿出500元入会，并叮嘱以后不要还他这笔钱。多年来，他资助困难同志的钱少说也有一千元。他每月总是多交党费。晚年，他把自己节俭下来的生活费5000元交了党费，表达了对党的热爱之情。

        刘凯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是一贯的，而且是高度自觉的。他当了三十多年市委书记、省委部长（主任），每天上下班多是以步当车，后来，上了年纪还买一台自行车，在市内下厂也经常骑自行车，有时还挤公共汽车。他认为这样做便于接触群众，洞悉群众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有一次他去辽源电厂搞调查，有人走漏了消息，辽源市委派车到火车站去接老书记，不料扑了空。原来，他下车就直接到电厂的车间同工人唠家常。几十年来，他公出很少坐软席，1982年因患癌症去沈阳治疗时，坐的也是硬席。在广州做手术时，对随护的女儿，只许住每天宿费不超一、两元的旅馆。

        刘凯同志主持工交部工作期间，很少在家过春节，每年至少有五、六个月在基层工作，总是与工人一起在食堂排队买饭就餐，从不接受特殊照顾。1976年他在通化板石沟铁矿蹲点，每天宿费十元，一次交了七百多元，他把报销单据撕了，不向公家报销。有一次，一个工厂的同志悄悄给他捎来一块化纤衣料，说是请领导试穿。“什么叫试穿试用？分明是特权！老百姓有这种待遇吗？”但又却之不恭，刘凯同志按市场价格追交35元衣料款。十年动乱时期，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群众很不满。可是革委会的一些领导却可以到特殊商店购买自己所需的副食品。1974年3月，也发给刘凯同志一个特需购货证，他在这个证上用毛笔写了“这是特殊化”的大字，然后，把这个小红本锁在抽屉里，不许家人使用。后来，因为刘凯同志工作劳累，身体不支，孩子们曾背着他买过肉蛋，刘凯同志发现后，再次在购货证上用毛笔写道：“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我曾写过，这是特殊化，你们把我的字迹贴上，偷偷出去买副食品实在不应该”。他教育家人，只能和群众一样生活，一样排队买东西，千万不要再进那个为少数人服务的特殊商店，并宣布发给他的购货证彻底作废，不再使用。

        刘凯同志对子女的严教，表现在多方面。首先，他以身教加言教，点染子女成为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其次，他善于用革命的理论对子女开导启迪，使他们从小就成为革命的好后代。

        “文革”那十年，他家七口人分作五处，子女全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时间最长的是七年，最短的也有三、四年。他没为子女回城开后门。他的年纪较大，身边的确需要亲属照顾，因此，曾有人背着他，要把一个孩子调回城里，他知道之后坚持制止了。后来他的一个女儿来信，希望在他身边照料生活，让他开口说句话，下边就会行方便，他仍是坚决不允。他说，我从来厌恶走后门，讨这个“方便”是可耻的。他对子女的教育，直到病重仍不放松。1984年春节之际，他的前列腺癌已是晚期，并已扩散到膀胱、骨髓。他在沈阳中国医大一院的病榻上，不顾自己的病痛，给家人写了一封长信，亲切地教诲子女努力做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封深情满怀的信，是很值得拜读的，录以共勉：

刘菲、再生、刘萍、刘明、刘武并你们的母亲：

值此新春佳节，家人团聚，我在医院写信同你们说几句话。1955年，从辽源到长春时，刘菲、再生是孩提，刘萍在襁褓，刘明、刘武尚未出世。目前你们相继长大成人，刘武也24岁矣。你们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有一定的文化，肯守纪律，看到这些，我是高兴的。

父母抚养你们的义务，我看基本上尽到了；教育你们的责任，一息尚存，我是卸却不了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是指令，是提示。子女对父母的话，认为讲的对，当然要听，认为不对，可以不听，而且应该争辩。父母子女之间，无例外地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我希望你们成为这样的人，我并愿与你们共勉：

（1）看待公家的东西，比自己的为重；

（2）任何时候，都是劳动人民的一员，不搞特殊；

（3）在什么情况下，都伸张正义，扶正祛邪；

（4）不计较地位高低，待遇厚薄，关心的是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的本领及贡献的大小。

有必要使你们了解一下我的物质生活情况。从1954年每月国家发给我219元工资。这些钱主要用于家庭生活费用，交党费，帮助困难同志及购买书刊四个方面。

我的生活是俭朴的，对自己要求是严格的。你们也应该这样。

我曾几次提出过把生活节余全部交党费，组织没有同意，而要我们留一部分给孩子，以备不时之需。这个问题我考虑再三。是否今天定下来，就按组织建议办（你们母亲是同意的）。我正在治病，如因故不能亲自把钱交给你们，届时由刘菲、再生两人代办。你们拿到这笔钱，一定用于有益于你们进步，有益于人民，不许搞铺张。

                            刘凯于沈阳中国医大一院

1984年1月28日

        这绝不是一般的家书，而是一篇极好的忠教，他不但教育了第二代，而且关怀着第三代人的成长，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即1987年8月18日还躺在病床上认真地阅改外孙的作文。

        他对待下级，对普通群众，总是敬如上宾，由衷厚爱。他在“牛棚”里结识一位省委机关的油漆工，“解放”之后，经常把这位老工人请到家里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在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干部和工人的分野。他在通化工作时，全家十口人三代同堂，拥挤之状不言自明。老保姆孙氏，为了照顾刚生孩子的大女儿刘菲，主动搬到走廊住。正在通化工作的刘凯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心情很不安，马上写信，要求家人把一间房子让给孙氏住，并叮嘱一定这样办。

        1983年11月，刘凯同志给省委打报告，申请离休，他说，这是制度，是规律。离休是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的革命”，“开始一个没有岗位的革命工作”，他给自己写了八个大字作为生命最后阶段的座右铭：“先人后己，先公后私”，保持了晚节馨香。他离休后，更加关心我省的经济建设，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有时腿肿的像玻璃瓶子，也不间断地听新闻广播，看电视新闻。我每次去医院看他，他总是打听各项事业的进展情况，打听一些老同志的身体情况，了解人民生活情况。他为我省的大好形势而高兴！

        刘凯同志可以真正含笑九泉了，他的许多优秀品质是永存的。安息吧，我崇敬的领导者刘凯同志！（出自《吉林日报》1987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