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殉国42年后，左太北“认识”父亲

　　左权牺牲时，小太北刚刚两岁。

　　左太北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读书。从小到大，她都没有感觉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直到1952年。“1952年给毛主席汇报，学校就派了七个同学，我也去了。毛主席见了我，一听是左权的女儿，特意拉我的手，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妈妈怎么样，周末怎么过，怎么生活，还跟我特别认真地照了一张照片。”

　　同样的关怀来自周恩来。1958年，左太北去天安门看焰火，“李伯昭把我带到周恩来伯伯面前，对他说，这是左权的女儿。周伯伯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然而，在左太北人生的前42年里，她对父亲左权的印象完全是陌生的，她不知道父亲从她还未出生起，就已经为这个女儿而奔忙。完全没意料到的是，当她步入人生的第42个年头时，“父亲”出现了。

　　1982年，左太北忽然收到了母亲寄给她的11封家书。家书的日期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均为左权将军的手书。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些信，也是第一次对父亲有了感性认识。原来的父亲就是一个英雄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觉得，我真是有个父亲，有一个那么爱我的父亲。”

　　从42岁对父亲的认识逐渐清晰开始，即便是事隔多年，只要左太北再次读起这些信，她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下如雨，“父亲一直在说，永远在爱着太北”。

　　来信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仿佛总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上，一时爬到妈妈的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别着不在一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摘自左权牺牲前三天写给爱妻的最后一封信

　　如今，这泛黄的信件让她体会到父母在战火之中的感情和养育自己的艰辛。

　　在左太北眼里，父亲对她的爱，渗透在每一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夏天，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我别冻坏了手脚；我病了，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

　　远隔近70年，左太北在信中看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称：北北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狗、小天使、小东西……依然感受到纸张上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2001年12月，左太北也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这封收件人永远也不能看到的信件，重若千钧。当时61岁的左太北怀着孩子般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说：“第一次给爸爸写信，桌前灯下，追思往事，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

　　左太北在信中告诉生前17年没有回家的父亲一件事：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指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伯伯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1949年3月叶剑英伯伯设法由香港转道所寄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从此，左太北不仅从书信上、传记里了解父亲，还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去寻找父亲的足迹。

　　“我还和刘太行(刘伯承之子)一起，沿着一二九师战斗和我父亲突围的路线，走了好几次。在十字岭上，有条土路可以开车，但我和刘太行是从草石间爬上去的。我边走边想，父亲当年上山可能就是走的这条路，他走的时候是37岁，而我再走的时候已经60岁了。”

　　“那次去十字岭，觉得和父亲贴得特别近。树上有只小黄雀冲着我叫，我想，这是父亲派来跟我说话的，他还惦记着我们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