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国前三天：为了抗日需要，可以放弃女儿

　　就在左权牺牲的前三天，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写道：“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左太北说：“母亲刘志兰比父亲小12岁，他们是1939年4月16日结婚的。这段姻缘，朱德总司令是牵线红娘。”

　　34岁的左权孑然一身，让朱德总司令念念不忘他的终身大事。1939年2月，一个中央代表团来到晋东南巡视。在随后召开的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上，一个面目清秀、皮肤白皙的年轻姑娘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代表中央妇委讲话，思维敏捷、举止大方。这个姑娘就是刘志兰。

　　刘志兰生长在北平，曾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她一直以来自视甚高，在与左权结婚之前从未谈过恋爱。左太北说：“我妈妈和她的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在延安，刘志兰曾与浦安修、叶群并称“延安三美”。

　　刘志兰的演讲引起了台下朱德夫人康克清的注意。朱德特此找到刘志兰，向她介绍左权：“这事不用考虑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左副参谋长就等着你的回话。”随后又笑着补充道：“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屈求‘权’了。”

　　22岁的刘志兰毫无思想准备，但这并不影响这对相差12岁的夫妻的感情。

　　婚后不久，刘志兰怀孕了，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左权每天傍晚都利用休息时间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持续两个多月。

　　1940年5月27日，左太北出生在武乡县土河村的八路军总部和平卫生医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拉开序幕，左权考虑再三，决定让刘志兰带着女儿去延安。临行前，细心的左权为减轻刘志兰路途中的负担，并让女儿睡得舒服一些，请当地木匠做一个小木箱。他又请来摄影师，抱着爱女和妻子合影留念。左太北感慨地说：“当时我只有三个月大，我是看着这张全家福长大的，这也是我和爸爸仅有的两张合影之一。”

　　左权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妻子带去，带去的还有给女儿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左权与刘志兰结婚之初，刘志兰曾颇有情绪，作为一个有着极高抗日热情的学生，她本想来到抗日前线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生活几乎被家务和孩子所占据。年轻妻子的任性，早已被沉默寡言的左权觉察在心，他从没有为此出言相责，而是诉说着对妻子的想念和对孩子的疼爱。

　　1940年12月23日晚，左权在家书中挂念着冬日里的延安。他写道：“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爸爸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为了革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献了。”左太北说。

　　刘志兰从叶群那里得知左权牺牲的传闻后，25岁的她差点儿晕倒，他们的孩子才刚满两岁啊，她一直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1942年7月3日，刘志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怀念亡夫的文章：“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二十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者是重伤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殉国：十字岭上永远的左权

　　1942年春，日军发动了对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第一军主力三万多人，随后“蚕食”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

　　5月22日，彭德怀、左权命令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突出敌人重兵包围圈。然而日军这次大“扫荡”，有点出乎“彭左”的预料，狡猾的日军不但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还想偷袭八路军总部。我军主力开跋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北方局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一二九师首脑机关，即刻以数十倍于我之重兵合围，此时突围困难重重。

　　左太北说：“冈村宁次派出了两支特种部队，这些中国通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有的化装成八路军，甚至帮农民扫地、挑水，老乡分不清整天来往的那么多八路军，连基层干部也是人鬼难分。”

　　然而，有个八路军侦察员看出了破绽，他发现日军特种部队用的是大洋马，不是八路军常用的中国马。“有人说，当侦察员报告这个重要的情报，连长没有重视，可能认为这是缴获的大洋马，敌情没有送到父亲手里，等彭德怀伯伯发现强敌压境时，铁壁合围已经形成，偷袭的特种兵逼近总部。”左太北说。

　　24日晚，总部机关趁黑行动，准备通过敌人火力较弱的偏城东据点，往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进发。

　　25日天刚亮，敌人一万余人从两翼包抄十字岭，并配备飞机轰炸。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

　　面对敌军数架飞机的轮番扫射、投弹，缺少实战经验的非战斗人员和后方人员在炮火中跑来跑去，各种物资丟得满地都是。面对混乱局面，左权不得不站在高坡喊道：“同志们，不要怕，快冲啊！”他拉起走不动的17岁女译电员罗健就走，机要科的译电员全部逃过一劫。

　　时间定格在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左权倒在了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上。

　　十字岭战斗在惨烈中结束。收尸的时候迈不过脚。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都被弹片击中，鲜血涂地。突围人员将左权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到了荆棘处，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敌人退去了，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材，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想到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尸首一直到三四天后才有人埋(因为附近有敌人)。埋后又被敌人挖出，照了相发表在伪报纸上……”

　　左权牺牲三天后，毛泽东、朱德获悉，毛泽东当即复电刘伯承、邓小平转彭德怀：“感日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

　　周恩来奋笔疾书：“慨自抗战军兴，高级将领牺牲于前线者，前有郝梦龄、王铭章诸将军，后有张自忠、唐淮源诸将军，今左权将军以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之地位，于敌后支撑抗战，将近五年，终至以身殉国，斯真不愧跻于高级将领之列，且是为高级幕僚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