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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湘江风光带上“左宗棠会晤林则徐”雕塑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下列举数点，简要做些说明。这些传奇故事，颇能从一些侧面反映出左宗棠的成长道路、人际关系、性格特点和丰功伟绩。

　　大器晚成

　　左宗棠一生活了73岁。他与许多早达的士子不同，建功立业较晚。如曾国藩只大左宗棠1岁，27岁中进士后，10年7迁，连跃10级，于36岁时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衔，官居二品；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年，24岁即中进士，授编修，26岁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知府、贵东道，后又官至湖北巡抚；郭嵩焘比左宗棠小6岁，29岁也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左宗棠，40岁以前，在事业上可以说尚无多大作为，仅仅在醴陵渌江书院任了两个学年山长，随后在安化陶氏家当了8年私塾教师。他虽然考取过举人，继之却三试礼部不第，仕途偃蹇。以致他29岁时作《自题小像》诗，慨叹自己：“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但后来发迹后，他对此作了另一番诠释，以教育子侄辈，在1864年《与孝威》书中，他写道：“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

　　求“有用之学”

　　在左宗棠生活的时代，科举制度仍然是清王朝取士任官的根本制度。其时无论乡试和会试，都专取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古人诗句命题，考生答卷则有固定的程式，采用僵死的文体，即所谓八股文和试帖诗，严重脱离实际，束缚思想，扼杀人才。左宗棠早年虽也曾在科举道路上进取、拼搏，但是他与当时一般士子明显不同：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他并没有为应付考试而一味埋头于经卷章句和八股试帖，而是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经世致用的学问。还在应童子试期间，他就陆续阅读了魏源受贺长龄委托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著的《水道提纲》等书，并认真作笔记，“于可见之实行者，另编存录之” 1832年第一次会试落第后，他对经世之学作了新的规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1835年第二次会试落第后，他重点致力于舆地之学，在妻子周诒端的协助下，编绘了自清以上至《禹贡》九州，历朝全国地图以及各省地图，并各为图说；继之，又抄录《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中有关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及历代兵事等内容，分门别类，装订成数十册，工程浩大，用力至勤。1838年第三次会试落第后，他坚定地表示：“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从此绝意科举，开始于农书探讨甚勤，曾作《广区田制图说》，后又编有《朴存阁农书》。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外史地、兵学以及洋务之学的研究。其时他正在陶氏家馆任塾师。他在1841年与周夫人的信中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关于兵学研究，他于1848年给兄宗植的信中写道：“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绝非纸上之谈……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表明了他当时所怀抱的志向。左宗棠孜孜不倦求经世致用之学，虽直接导致了他科场的坎坷，但却受到当时众多名人的赏识，也为他后期的旷世功业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

　　早期师友“尽当世名人”

　　左钦敏著《湘阴人物传?左宗棠列传》有一句评论，称左“平生师友，尽当世名人。” 这句话也适用于左宗棠的早年。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的孜孜求经世致用之学，他的才华横溢，他的实干精神，尽管科场不顺遂，却逐步受到不少高官名儒和同侪早达之士的赏识与关照。这里可以举出贺长龄、熙龄兄弟，陶澍，林则徐，以及胡林翼、郭嵩焘等，来作些说明。

　　贺氏兄弟为长沙人。兄贺长龄，历任江宁布政使、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编辑的主持者。1830年冬，他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时，因丁母忧回到长沙。左宗棠对贺长龄仰慕已久，加以贺家藏书甚多，便经常前往讨教并借阅图书。贺十分赞赏左宗棠的志趣和才华，推之为“国士”，对他勉励有加。贺曾著《区田说》一书，左后来著《广区田制图说》，可说是受贺的影响。长龄弟熙龄，历任湖北学政，山东道、四川道监察御史。是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学习时的老师，左曾有“十年从学”之语，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左宗棠不仅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贺师的影响，而且从与贺师的密切联系中及时了解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激发出强烈的爱国感情。贺熙龄曾写诗赞誉左云：“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并于诗题下加注说：“季高（左宗棠字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后贺并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左的长子孝威，师生又成了亲家。

　　陶澍为湖南安化人，晚清重臣，道光末任两江总督达10年之久，政声甚著。左宗棠对陶澍十分敬慕。1836年秋他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适逢陶澍巡阅江西，请假回安化扫墓，道经醴陵。县令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特请左宗棠写了几副门联，其中一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叙说上年道光皇帝召见陶澍，询及陶澍家事，知其少年读书之所滨江，江中有石如印，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故事；下联则表达了湖南人民包括他自己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陶澍见后大为赏识，询知为左宗棠所撰，“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自此左宗棠与陶澍结成了不解之缘。一年半后（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归来，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上。”并当面聘左的大女儿给自己的独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其时陶澍60岁，左宗棠26岁，陶子6岁，左女5岁。次年陶澍逝世，左宗棠又受托去陶家设馆教授陶子，并帮同料理陶家事，在陶家先后8年。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期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又以钦差大臣前赴广东，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并率先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敌方“长技”，以敌制敌。因受诬陷，充军新疆伊犁。后重被起用，历任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思想和事功早就有了解，并极为敬仰。1848年冬，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曾因胡林翼的推荐，邀左宗棠去幕府，左因事未能前往。1849年冬，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过湖南，特遣人赴湘阴，约左来长沙一晤。1850年1月3日，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这是一次不寻常的面会，被文史专家称为“湘江夜话”，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极口称赞左宗棠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期许甚厚。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抗谈今昔”，至“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所谈内容，除古今形势、人物外，兼及“西域（新疆）时务”，包括屯政、水利等 。左宗棠后来在新疆的建树，可以说是继承林则徐的遗志。

　　胡林翼为湖南益阳人。历任贵州镇远、思南、安顺、黎平知府，贵东道，累迁至湖北巡抚。他与左宗棠同年生。二人的父亲原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不仅如此，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林则徐的属吏。后胡林翼的妹妹又嫁给左宗棠的侄子左澄。如此种种，二人关系之亲密和互相了解，实非一般。

　　郭嵩焘与左宗棠同为湖南湘阴人，小左6岁，二人从小相识，时相往来。太平军入湖南，两家共同避居湘东青山。郭力劝左出山，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后郭官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时，左适因樊燮京控案濒于危难，郭大力活动解危。

　　不难看出，以上早期师友，对左宗棠的成长和事业发展，关系甚大。

　　幕府生涯

　　左宗棠在独立登上政治政治舞台前，先经历了一段幕府时期，为时近8年。对此段经历，左宗棠自称是“八年戎幕长啸”，并作了一番解释：“事变纷然，遽欲以一身任之，念所学未成，不能及远，权之不逮，不得自专，志在一乡一国，尚或庶焉。于是以己所不能者望之人，而出己之所谓能者辅翼而匡救之。庚、辛之交，犹此志也。”这里所说的“事变纷然”，指太平天国起义为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庚、辛之交”，则指1850年至1851年间。这时，左宗棠已有志投身湖南巡抚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了。

　　左宗棠的幕府生涯，有两个方面值得一谈。其一是他的出山过程，很有点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1852年秋，太平军进逼长沙，左宗棠率亲族避居湘阴东山白水洞。新任巡抚张亮基还在赴任途中，就派专弁带着书信和礼品前往聘请他出山相助，同时还委托胡林翼、江忠源、郭嵩焘等充当说客，劝其应聘。于是左宗棠决意出山了。10月7日，张亮基进入已被太平军重兵逼围的长沙城；次日，左宗棠也由湘阴到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两佐湘幕、一佐鄂幕的幕府生涯。这是第一次入湘幕，为时约5个月。嗣后张亮基擢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同前往湖北，在总督幕府干了7个多月。张调抚山东时，左便辞归湖南，那已是1853年秋后。继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像张亮基一样，多次派人持信携礼入山聘请左宗棠入幕相助。其时太平天国西征军大举入湘，形势危急万分。于是1854年4月，左宗棠临危受命，再次出山了。这一次在骆秉章幕府，共干了近6年之久。由于他所表现的卓越才能和作为，左宗棠无论在张亮基幕府和骆秉章幕府，都受到了高度的礼遇和充分的信任。第一次幕湘，张亮基“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 在鄂幕，左宗棠在与陶桄的信中写道：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第二次幕湘，骆秉章更是对左“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划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其相知相信如此。” 甚至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骆闻见辕门炮响，便问何事？左右答：“左师爷发军报折。”骆点头说：“盍取折稿一阅。”由于这样，“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而“时论以宗棠善谋，秉章善任，两贤之。”其二是左宗棠在幕府时期的作为及其影响。由于自己积累的经世学识和才能，加上张亮基、骆秉章对他的相知相信，左宗棠在近8年的幕府时期中，确实如鱼得水，很施展了一番作为。有史家概括为四句话：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筹饷备械、整饬吏治。我以为还可补充一句：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内清四境，是依靠湘军稳定了湖南内部；外援五省，是指湘军出境援助湖南周边湖北、江西、广西、广东、贵州各省，骆秉章曾骄傲地说，当时“但有湖南兵勇出境援剿各省之事，从无各省兵勇援剿湖南之事”；筹饷备械，是指为湘军出省作战积极筹措军械和兵饷，为此煞费苦心，也取得了成效；整饬吏治，则是注重人才的使用，奖能罚惰，反腐倡廉，厘剔漕粮积弊，恢复和发展经济等。由于这些，就将湖南建成了湘军出境作战的巩固后方，湘军兵源饷源的可靠基地，使湖南在全国的地位迅速升高，当时就有人说：“湖南名闻全国，天下皆以为强国。”在此过程中，左宗棠的地位也逐步有所提高：1853年，以“防守湖南功”,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1856年，以“接济军饷功”，奉旨以兵部郎中用；1858年，以“连年筹办船炮，选将练勇”，诏赏四品卿衔。由于尚在幕府中，以上均只是虚衔，并非实职。尽管如此，8年幕府生涯，显露了左宗棠的学识和才能，确成为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开端，以致有人说：其“生平事业，权舆于此”。

　　樊燮京控案因祸得福

　　左宗棠在幕府生涯的后期，遭遇了一次凶险，这就是樊燮京控案。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湖北恩施人；他有个远房亲戚在湖广总督官文手下任事，因而他与官文也拉上了关系。他任永州镇总兵数年，专横暴戾，贪污腐败，在湖南军政各界声名恶劣。但是1858年秋，湖广总督官文竟奏请将他升署湖南提督。骆秉章忍无可忍，便趁同年冬赴京陛见时，具折参了一本，说樊在任“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弁丁”，家中常有数十名兵丁供差，厨役、裁缝等亦冒充额兵支食口粮，家宴、演戏亦由军费中开销，等等。于是咸丰帝下达谕旨，将樊燮交吏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次年5月，骆秉章又一次具折参劾樊燮，除原参“各劣迹均有实据”外，“并有侵亏营饷重情……署中一切零星使用，无一不取之营中”。清政府下令，将樊即行拿问查办。然而就在此时，樊燮上书官文，又前往北京都察院上告，将矛头对准左宗棠。因为樊燮知道，左是骆参劾他的奏折的起草人；同时他也利用了清政府《钦定六部则例》中关于不许纵容幕友专权干政的一些规定；再则樊对左还有挟嫌报复之意。这里有一则传说：樊燮有一次找骆秉章说事，骆要他去找左师爷。樊见左，未请安。左坚持要樊请安，樊反击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益怒，大骂：“王八旦，滚出去！”就这样，骆秉章参劾樊燮案一转瞬间变了樊燮京控左宗棠案。问题更严重的是，湖广总督官文也亲自具折参劾左宗棠。于是清政府很快下达谕旨，令官文与湖北正考官钱宝青查办此案，并下密谕称：“左某如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左宗棠的性命岌岌可危！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此紧急关头，为左宗棠辩护、奔波的也颇不乏人，并且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先获知要将左“即行就地正法”的是“推服楚贤”的户部尚书肃顺，他将此事透露给其幕客高心夔，高即转告其同僚王闿运，王又告知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请王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适郭与潘祖荫同值同书房，故力请潘疏荐左宗棠。于是而有潘祖荫有名的荐左奏疏，疏中言：湘军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在此过程中，骆秉章、胡林翼等也积极进行活动，胡更凭自己与官文较好的共事关系，多方向官文疏通。在这种种情况下，1860年春，肃顺便出面上奏说：“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咸丰帝从维护统治的大局出发，采纳了潘祖荫、肃顺的意见。官文也见风转舵，“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左宗棠在经过一场虚惊之后，因祸得福，开始了他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的新时期。

　　中年过后的飞黄腾达

　　幕府生涯结束和樊燮京控案过去后，左宗棠于1860年6月奉诏以四品京堂候补，随署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他迅即在长沙金盆岭募练楚军5 000人，驰援江西、安徽。从此开始了独立领军作战和飞黄腾达的时期。且看他此后快速升迁的时间表：1861年1月，以三品京堂候补；5月，帮办两江总督军务；6月，授太常寺卿；11月，督办浙江军务。1862年1月，补授浙江巡抚。1863年5月，补授闽浙总督。1864年4月，赏加太子少保衔；11月，封一等恪靖伯。计自1860年的四品京堂候补，至1863年的二品总督，他三年超迁四级；而至1864年的一等恪靖伯，又一年飙升三级，已是正一品以上的超品了。前面说到曾国藩十年七迁到二品。现在，左宗棠则是四年七迁到了超品，升迁之快比曾尚有过之。左宗棠以后也是平稳升迁：1866年9月，调任陕甘总督；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1873年12月，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1874年8月，补授大学士；1975年5月， 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3月，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1881年2月，入京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同年10月，调任两江总督兼充南洋通商事务大臣；1884年9月， 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直至逝世。其中特别是大学士（俗称宰相）、二等侯和军机大臣，最为荣宠和权重，可谓位极人臣。而按清廷常例，大学士只有具备中进士、入翰林院资历的高官才能拜授的，左宗棠只是一介举人出身，而得补授大学士，这是清朝两百余年历史上少有的特例。

　　左宗棠的传奇故事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1880年中俄伊犁谈判期间，他为加强战备，作外交有力后盾，由肃州“舆榇出关”，表明了要与入侵者决一死战的决心；1881年他奉召入京，进宫陛见时，把门太监照例索贿，他勃然大怒，“跺脚骂殿”，显示了断然反腐的凛然正气；1882～1884年间，他先后四次带护兵全副武装闯过上海租界，初时租界工部局以须照会阻拦。他大怒说：“上海本中国地，外人只租借耳，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地，何照会之有！” 大长了长期遭受屈辱的中国人的志气。因篇幅有限，就不多说了。

　　下面，我想用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在左宗棠逝世后写的一副挽联，来作论述左宗棠传奇人生的结束语：

　　幕府封疆，书生侯伯，孝廉宰辅，疏逖枢机，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魂魄常依帝左右；

　　湖湘巾扇，闽浙楼船，沙漠轮蹄，中原羽檄，壮圣主威灵于九万里，声光远烁海东西。

　　（作者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摘编自《文史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