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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泱泱:左宗棠的传奇人生

长沙湘江风光带上“左宗棠会晤林则徐”雕塑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以下列举数点,简要做些说明。这些传奇故事,颇能从一些侧面反映出左宗棠的成长道路、人际关系、性格特点和丰功伟绩。

  大器晚成

  左宗棠一生活了73岁。他与许多早达的士子不同,建功立业较晚。如曾国藩只大左宗棠1岁,27岁中进士后,10年7迁,连跃10级,于36岁时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衔,官居二品;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年,24岁即中进士,授编修,26岁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知府、贵东道,后又官至湖北巡抚;郭嵩焘比左宗棠小6岁,29岁也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左宗棠,40岁以前,在事业上可以说尚无多大作为,仅仅在醴陵渌江书院任了两个学年山长,随后在安化陶氏家当了8年私塾教师。他虽然考取过举人,继之却三试礼部不第,仕途偃蹇。以致他29岁时作《自题小像》诗,慨叹自己:“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但后来发迹后,他对此作了另一番诠释,以教育子侄辈,在1864年《与孝威》书中,他写道:“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

  求“有用之学”

  在左宗棠生活的时代,科举制度仍然是清王朝取士任官的根本制度。其时无论乡试和会试,都专取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古人诗句命题,考生答卷则有固定的程式,采用僵死的文体,即所谓八股文和试帖诗,严重脱离实际,束缚思想,扼杀人才。左宗棠早年虽也曾在科举道路上进取、拼搏,但是他与当时一般士子明显不同: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他并没有为应付考试而一味埋头于经卷章句和八股试帖,而是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经世致用的学问。还在应童子试期间,他就陆续阅读了魏源受贺长龄委托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著的《水道提纲》等书,并认真作笔记,“于可见之实行者,另编存录之” 1832年第一次会试落第后,他对经世之学作了新的规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1835年第二次会试落第后,他重点致力于舆地之学,在妻子周诒端的协助下,编绘了自清以上至《禹贡》九州,历朝全国地图以及各省地图,并各为图说;继之,又抄录《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中有关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及历代兵事等内容,分门别类,装订成数十册,工程浩大,用力至勤。1838年第三次会试落第后,他坚定地表示:“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从此绝意科举,开始于农书探讨甚勤,曾作《广区田制图说》,后又编有《朴存阁农书》。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外史地、兵学以及洋务之学的研究。其时他正在陶氏家馆任塾师。他在1841年与周夫人的信中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关于兵学研究,他于1848年给兄宗植的信中写道:“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绝非纸上之谈……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表明了他当时所怀抱的志向。左宗棠孜孜不倦求经世致用之学,虽直接导致了他科场的坎坷,但却受到当时众多名人的赏识,也为他后期的旷世功业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

  早期师友“尽当世名人”

  左钦敏著《湘阴人物传?左宗棠列传》有一句评论,称左“平生师友,尽当世名人。” 这句话也适用于左宗棠的早年。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的孜孜求经世致用之学,他的才华横溢,他的实干精神,尽管科场不顺遂,却逐步受到不少高官名儒和同侪早达之士的赏识与关照。这里可以举出贺长龄、熙龄兄弟,陶澍,林则徐,以及胡林翼、郭嵩焘等,来作些说明。

  贺氏兄弟为长沙人。兄贺长龄,历任江宁布政使、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编辑的主持者。1830年冬,他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时,因丁母忧回到长沙。左宗棠对贺长龄仰慕已久,加以贺家藏书甚多,便经常前往讨教并借阅图书。贺十分赞赏左宗棠的志趣和才华,推之为“国士”,对他勉励有加。贺曾著《区田说》一书,左后来著《广区田制图说》,可说是受贺的影响。长龄弟熙龄,历任湖北学政,山东道、四川道监察御史。是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学习时的老师,左曾有“十年从学”之语,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左宗棠不仅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贺师的影响,而且从与贺师的密切联系中及时了解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激发出强烈的爱国感情。贺熙龄曾写诗赞誉左云:“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并于诗题下加注说:“季高(左宗棠字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后贺并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左的长子孝威,师生又成了亲家。

  陶澍为湖南安化人,晚清重臣,道光末任两江总督达10年之久,政声甚著。左宗棠对陶澍十分敬慕。1836年秋他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适逢陶澍巡阅江西,请假回安化扫墓,道经醴陵。县令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特请左宗棠写了几副门联,其中一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叙说上年道光皇帝召见陶澍,询及陶澍家事,知其少年读书之所滨江,江中有石如印,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故事;下联则表达了湖南人民包括他自己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陶澍见后大为赏识,询知为左宗棠所撰,“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自此左宗棠与陶澍结成了不解之缘。一年半后(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归来,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上。”并当面聘左的大女儿给自己的独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其时陶澍60岁,左宗棠26岁,陶子6岁,左女5岁。次年陶澍逝世,左宗棠又受托去陶家设馆教授陶子,并帮同料理陶家事,在陶家先后8年。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期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又以钦差大臣前赴广东,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并率先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敌方“长技”,以敌制敌。因受诬陷,充军新疆伊犁。后重被起用,历任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思想和事功早就有了解,并极为敬仰。1848年冬,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曾因胡林翼的推荐,邀左宗棠去幕府,左因事未能前往。1849年冬,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过湖南,特遣人赴湘阴,约左来长沙一晤。1850年1月3日,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这是一次不寻常的面会,被文史专家称为“湘江夜话”,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极口称赞左宗棠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期许甚厚。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抗谈今昔”,至“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所谈内容,除古今形势、人物外,兼及“西域(新疆)时务”,包括屯政、水利等 。左宗棠后来在新疆的建树,可以说是继承林则徐的遗志。

  胡林翼为湖南益阳人。历任贵州镇远、思南、安顺、黎平知府,贵东道,累迁至湖北巡抚。他与左宗棠同年生。二人的父亲原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不仅如此,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林则徐的属吏。后胡林翼的妹妹又嫁给左宗棠的侄子左澄。如此种种,二人关系之亲密和互相了解,实非一般。

  郭嵩焘与左宗棠同为湖南湘阴人,小左6岁,二人从小相识,时相往来。太平军入湖南,两家共同避居湘东青山。郭力劝左出山,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后郭官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时,左适因樊燮京控案濒于危难,郭大力活动解危。

  不难看出,以上早期师友,对左宗棠的成长和事业发展,关系甚大。

  幕府生涯

  左宗棠在独立登上政治政治舞台前,先经历了一段幕府时期,为时近8年。对此段经历,左宗棠自称是“八年戎幕长啸”,并作了一番解释:“事变纷然,遽欲以一身任之,念所学未成,不能及远,权之不逮,不得自专,志在一乡一国,尚或庶焉。于是以己所不能者望之人,而出己之所谓能者辅翼而匡救之。庚、辛之交,犹此志也。”这里所说的“事变纷然”,指太平天国起义为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庚、辛之交”,则指1850年至1851年间。这时,左宗棠已有志投身湖南巡抚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了。

  左宗棠的幕府生涯,有两个方面值得一谈。其一是他的出山过程,很有点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1852年秋,太平军进逼长沙,左宗棠率亲族避居湘阴东山白水洞。新任巡抚张亮基还在赴任途中,就派专弁带着书信和礼品前往聘请他出山相助,同时还委托胡林翼、江忠源、郭嵩焘等充当说客,劝其应聘。于是左宗棠决意出山了。10月7日,张亮基进入已被太平军重兵逼围的长沙城;次日,左宗棠也由湘阴到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两佐湘幕、一佐鄂幕的幕府生涯。这是第一次入湘幕,为时约5个月。嗣后张亮基擢署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同前往湖北,在总督幕府干了7个多月。张调抚山东时,左便辞归湖南,那已是1853年秋后。继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像张亮基一样,多次派人持信携礼入山聘请左宗棠入幕相助。其时太平天国西征军大举入湘,形势危急万分。于是1854年4月,左宗棠临危受命,再次出山了。这一次在骆秉章幕府,共干了近6年之久。由于他所表现的卓越才能和作为,左宗棠无论在张亮基幕府和骆秉章幕府,都受到了高度的礼遇和充分的信任。第一次幕湘,张亮基“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 在鄂幕,左宗棠在与陶桄的信中写道: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第二次幕湘,骆秉章更是对左“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划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其相知相信如此。” 甚至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骆闻见辕门炮响,便问何事?左右答:“左师爷发军报折。”骆点头说:“盍取折稿一阅。”由于这样,“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而“时论以宗棠善谋,秉章善任,两贤之。”其二是左宗棠在幕府时期的作为及其影响。由于自己积累的经世学识和才能,加上张亮基、骆秉章对他的相知相信,左宗棠在近8年的幕府时期中,确实如鱼得水,很施展了一番作为。有史家概括为四句话: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筹饷备械、整饬吏治。我以为还可补充一句: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内清四境,是依靠湘军稳定了湖南内部;外援五省,是指湘军出境援助湖南周边湖北、江西、广西、广东、贵州各省,骆秉章曾骄傲地说,当时“但有湖南兵勇出境援剿各省之事,从无各省兵勇援剿湖南之事”;筹饷备械,是指为湘军出省作战积极筹措军械和兵饷,为此煞费苦心,也取得了成效;整饬吏治,则是注重人才的使用,奖能罚惰,反腐倡廉,厘剔漕粮积弊,恢复和发展经济等。由于这些,就将湖南建成了湘军出境作战的巩固后方,湘军兵源饷源的可靠基地,使湖南在全国的地位迅速升高,当时就有人说:“湖南名闻全国,天下皆以为强国。”在此过程中,左宗棠的地位也逐步有所提高:1853年,以“防守湖南功”,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1856年,以“接济军饷功”,奉旨以兵部郎中用;1858年,以“连年筹办船炮,选将练勇”,诏赏四品卿衔。由于尚在幕府中,以上均只是虚衔,并非实职。尽管如此,8年幕府生涯,显露了左宗棠的学识和才能,确成为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开端,以致有人说:其“生平事业,权舆于此”。

  樊燮京控案因祸得福

  左宗棠在幕府生涯的后期,遭遇了一次凶险,这就是樊燮京控案。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湖北恩施人;他有个远房亲戚在湖广总督官文手下任事,因而他与官文也拉上了关系。他任永州镇总兵数年,专横暴戾,贪污腐败,在湖南军政各界声名恶劣。但是1858年秋,湖广总督官文竟奏请将他升署湖南提督。骆秉章忍无可忍,便趁同年冬赴京陛见时,具折参了一本,说樊在任“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弁丁”,家中常有数十名兵丁供差,厨役、裁缝等亦冒充额兵支食口粮,家宴、演戏亦由军费中开销,等等。于是咸丰帝下达谕旨,将樊燮交吏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次年5月,骆秉章又一次具折参劾樊燮,除原参“各劣迹均有实据”外,“并有侵亏营饷重情……署中一切零星使用,无一不取之营中”。清政府下令,将樊即行拿问查办。然而就在此时,樊燮上书官文,又前往北京都察院上告,将矛头对准左宗棠。因为樊燮知道,左是骆参劾他的奏折的起草人;同时他也利用了清政府《钦定六部则例》中关于不许纵容幕友专权干政的一些规定;再则樊对左还有挟嫌报复之意。这里有一则传说:樊燮有一次找骆秉章说事,骆要他去找左师爷。樊见左,未请安。左坚持要樊请安,樊反击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益怒,大骂:“王八旦,滚出去!”就这样,骆秉章参劾樊燮案一转瞬间变了樊燮京控左宗棠案。问题更严重的是,湖广总督官文也亲自具折参劾左宗棠。于是清政府很快下达谕旨,令官文与湖北正考官钱宝青查办此案,并下密谕称:“左某如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左宗棠的性命岌岌可危!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在此紧急关头,为左宗棠辩护、奔波的也颇不乏人,并且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先获知要将左“即行就地正法”的是“推服楚贤”的户部尚书肃顺,他将此事透露给其幕客高心夔,高即转告其同僚王闿运,王又告知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郭请王向肃顺求救。肃顺表示:“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适郭与潘祖荫同值同书房,故力请潘疏荐左宗棠。于是而有潘祖荫有名的荐左奏疏,疏中言:湘军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在此过程中,骆秉章、胡林翼等也积极进行活动,胡更凭自己与官文较好的共事关系,多方向官文疏通。在这种种情况下,1860年春,肃顺便出面上奏说:“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咸丰帝从维护统治的大局出发,采纳了潘祖荫、肃顺的意见。官文也见风转舵,“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左宗棠在经过一场虚惊之后,因祸得福,开始了他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的新时期。

  中年过后的飞黄腾达

  幕府生涯结束和樊燮京控案过去后,左宗棠于1860年6月奉诏以四品京堂候补,随署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他迅即在长沙金盆岭募练楚军5 000人,驰援江西、安徽。从此开始了独立领军作战和飞黄腾达的时期。且看他此后快速升迁的时间表:1861年1月,以三品京堂候补;5月,帮办两江总督军务;6月,授太常寺卿;11月,督办浙江军务。1862年1月,补授浙江巡抚。1863年5月,补授闽浙总督。1864年4月,赏加太子少保衔;11月,封一等恪靖伯。计自1860年的四品京堂候补,至1863年的二品总督,他三年超迁四级;而至1864年的一等恪靖伯,又一年飙升三级,已是正一品以上的超品了。前面说到曾国藩十年七迁到二品。现在,左宗棠则是四年七迁到了超品,升迁之快比曾尚有过之。左宗棠以后也是平稳升迁:1866年9月,调任陕甘总督;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1873年12月,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1874年8月,补授大学士;1975年5月, 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3月,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1881年2月,入京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同年10月,调任两江总督兼充南洋通商事务大臣;1884年9月, 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直至逝世。其中特别是大学士(俗称宰相)、二等侯和军机大臣,最为荣宠和权重,可谓位极人臣。而按清廷常例,大学士只有具备中进士、入翰林院资历的高官才能拜授的,左宗棠只是一介举人出身,而得补授大学士,这是清朝两百余年历史上少有的特例。

  左宗棠的传奇故事还可以列举很多,比如1880年中俄伊犁谈判期间,他为加强战备,作外交有力后盾,由肃州“舆榇出关”,表明了要与入侵者决一死战的决心;1881年他奉召入京,进宫陛见时,把门太监照例索贿,他勃然大怒,“跺脚骂殿”,显示了断然反腐的凛然正气;1882~1884年间,他先后四次带护兵全副武装闯过上海租界,初时租界工部局以须照会阻拦。他大怒说:“上海本中国地,外人只租借耳,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地,何照会之有!” 大长了长期遭受屈辱的中国人的志气。因篇幅有限,就不多说了。

  下面,我想用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在左宗棠逝世后写的一副挽联,来作论述左宗棠传奇人生的结束语:

  幕府封疆,书生侯伯,孝廉宰辅,疏逖枢机,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魂魄常依帝左右;

  湖湘巾扇,闽浙楼船,沙漠轮蹄,中原羽檄,壮圣主威灵于九万里,声光远烁海东西。

  (作者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本文摘编自《文史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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