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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邓小平为《怀念左权同志》一书题名内幕

尚 荣 生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长期战斗和生活在涉县、武安及邯郸市区一带，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是我们邯郸一笔独特的文化财富。邓小平、刘伯承也把这里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粉碎“四人帮”后，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多次为邯郸题字，其中，我亲自经历的请邓小平同志为《怀念左权将军》一书题写书名，一次是为涉县赤岸题写“将军岭”；一次是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写“怀念左权将军”。我当年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宣传组任副组长，负责《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的资料征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亲自参与了请邓小平为《怀念左权同志》一书题写书名的全部过程。

一、湖南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怀念左权将军》一书

        1978年，当中国人民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时，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全国率先策划和出版了一套《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丛书》。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我立即意识到，这是把纪念左权将军资料结集出版的一个最佳机会。

        1942年5月25日，在抗战中被称为“朱彭左”之一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指挥部队与“扫荡”太行山的日军作战时不幸遭敌炮击，壮烈殉国，成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级别最高的将领。左权将军牺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前总野战政治部曾号召广大抗日军民学习左权同志的革命精神，收集与撰写左权将军的生平言行事迹；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左权同志纪念册征文启事”。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军区政治部、河北省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邯郸陵园落成暨左权将军移灵安葬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成立编纂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政治部、出版总署、华北局宣传部、内务部等单位组成，负责印左权将军纪念册及在报上发出特刊”。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些计划都没有落实。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是我国修建的第一个以纪念左权将军等抗日牺牲烈士为主题的革命纪念建筑。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刘伯承亲任“筹建委员会”主任，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同志“往来邯郸道，数度谒陵园”。“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董必武、薄一波、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赋诗，缅怀先烈。所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始终与中央领导人保持着十分密切地联系。

        1971年深秋时节，陵园院内的木瓜熟了，我们挑选了一批金灿灿的木瓜，给原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的老首长寄去。木瓜是我用自行车带到邯山邮政局寄出的，在邮政局里钉成了一个个小木箱，放进木瓜后又塞了一些碎纸，以防止碰坏。

        第二年春天，解放军画报社社长高凡派了两位到邯郸陵园联系拍摄和印制陵园画册，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得知刘伯承在收到陵园寄去的木瓜后十分激动，对在春节前去看望他的一些老同志说：“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们，大家要关心邯郸陵园的建设。”

        在解放军画报社、北京军区政治部等单位的大力帮助下，陵园先后印制了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风景图片、《革命烈士丛书》、《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太行浩气传千古》等书籍，拍摄了《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巡礼》等电视专题片，特别是《太行浩气传千古》一书，第一次把多年来发表的纪念左权将军文章汇成专辑。

        1979年9月上旬，我在与陵园领导商议后，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希望了解《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丛书》的编辑出版情况，询问是否可将《怀念左权同志》列为其中的选题，并由我们承担编辑任务，同时寄去了《太行浩气传千古》一书。

        湖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组很快回信了，他们认为：出版社已将《怀念左权同志》列为《怀念》丛书的选题之一，但仍在征集稿件阶段，信中说：“《太行浩气传千古》的基础很好，可在此基础上编《怀念左权同志》一书”。“左太北同志不久前给我们来信，说42年6、7月《解放日报》上还有刘白羽同志写的长诗，丁玲同志写的《山城堡之战》，我们查了这些报纸未找到，你们那里能找到这两篇文章吗？”

        11月1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再次来信，寄来了他们出版的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书。信中说：“我社出版的《怀念》这套书，主要是收纪念文章、回忆录和诗词，一般消息报导皆不收。我们初步选用的文字约8万字左右，还稍少一点，请尽量补充。”在这封信里，出版社提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还想研究这些文章的送审问题。很多文章都是在40年代、50年代写的，你们在选入《太行浩气传千古》时，是否都同有关单位和个人联系过，请他们审阅修改过？我们曾把杨得志、刘白羽、罗工柳等同志的文章请他们本人审阅修改过。我们还请刘真同志写怀念左权同志的诗文，她答应11月交稿，请就近催问一下。《太行浩气传千古》中的照片，我们都计划选用，但很多照片印的都不清楚，请尽快洗印一套清楚的给我们，以便尽早安排制版。”

        《怀念左权同志》一书中准备选用的文章作者，大多是中央领导人和我国的文化名人，除彭德怀、陶铸、谢觉哉已去世外，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刘白羽、丁玲等，每一个人都不是很容易联系上的。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提出的请中央领导人为《怀念左权同志》一书题字的问题，将是全部编辑工作中难度最大的。

二、谁来为《怀念左权将军》题字，大家一起想到了邓小平

        在我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紧锣密鼓地策划下，《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的编辑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这时，我也在考虑请谁为这本书题写书名。1979年12月22日，湖南人民出版社来信，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

        “尚荣生同志：你们11月底来信，12月中来信和寄来的照片、稿件均已收到，对你们积极进行《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的编辑工作，我们再次表示感谢。《怀念左权同志》一书，我们想在明年二月发稿，请在这之前争取尽早完成编审工作。请赶快询问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对编辑《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的意见，特别是他们的文章有什么修改、补充？《解放日报》1942年用的凌霄的诗，可不用，我们也听说凌霄即为林彪，我们能征集到其他新的诗词，当然不用他的为好。……《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的书名，我们希望请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题，你们可不可以设法找找小平同志、聂荣臻同志。左太北曾表示可试试看，但尚无结果。你们给争取一下好吗？我们最近发的《怀念谢觉哉同志》是小平同志题的书名，将要发的《怀念张闻天同志》，是陈云同志题的书名。因此，左权同志的书，还是要尽可能争取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给题个书名。”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来信，我已开始感到心里有了压力。我首先抓紧完成请中央领导人审稿工作，在这件事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左权和林彪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聂荣臻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任军团长，左权任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就是这样一对长期共事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放过。1969年“珍宝岛事件”突发，中苏边境百万大军对峙。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发布“一号通令”，一大批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被疏散到各地，朱德、陈毅、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无一幸免。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到了江西。聂荣臻原来的疏散地是郑州，但他不愿去，郑州是铁路枢纽，他对中原地区也不熟悉。抗战时在太行山指挥打击日军，现在他还是愿到河北这些熟悉的地方去，打起仗来还可以起一些作用。于是聂荣臻来到邯郸，住进邯郸市第一招待处一号楼。

在邯郸期间，他曾两次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站在老战友左权将军的墓前，久久地默立着。这里还有他所熟悉的抗日将领范子侠、苏精诚等。粉碎“四人帮”后，聂荣臻委托在中央军委工作的苏静同志来园，为编写纪念文章搜集资料。

1979年初春，我给聂荣臻元帅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的编辑工作，并请他审阅在1942年7月12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祭左权同志》一文。很快，我就接到了中央军委聂副主席办公室的回信：“关于审稿中所载荣臻同志1942年《祭左权同志》一文，系当时电报发至延安解放日报，中间错漏很多，现根据军事博物馆存档资料，另抄一份送上，请以此为准排印。”

为了尽快完成稿件审定工作，我到北京走访了薄一波、杨秀峰、郭化若、李雪峰、王政柱、丁玲、刘白羽、罗工柳、魏传统等人，到太行山走访了唐万成、李志宽等作者，在邯郸与作家刘真多次长谈。

至于请哪位中央领导人为《怀念左权同志》题写书名，我考虑再三后认为，无论从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声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还是与我们邯郸及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密切关系，邓小平同志都是最合适的。

这样的生活过了将近半个多月。一天下午，我正在房间里看书，楼下招待所登记室里传来紧急的呼喊声：“四楼**房间，从邯郸来的，有电话。”我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穿过楼梯，来到一楼登记室，拿起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

“喂，你们是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吗？”

“是啊，您是哪里？”我问道，因为约了许多人，所以我都会这样问。

“我是国务院邓副总理办公室，你们给邓副总理的信我们已经转交了，邓副总理现在工作很忙，一时很难抽出时间见你们，请你们先回去，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再解决。”

通话的内容简单扼要，半个多月的等待，三两分种就结束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很难受，回到房间久久没有说话。我在北京的工作一般都很顺利，象这样的情况很少遇到。但是，我从中得到一个教训，也可以说是经验，要访问邓小平这样的中央首长，事先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熟悉被访者的背景资料，必须有请其帮助解决的具体事项……。

当时，我只有19岁，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当我接听邓副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时，中国仍在经历着巨大的动荡，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也达到新的白热化。这一年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加重，暂告病假，国务院的重担落在了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同志身上。他一方面要努力恢复被“文革”破坏得十分严重的经济生产，工作十分繁重；一方面要面对江青等人的阴谋诡计和恶意攻击。由于刚从外地回到北京，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情况都不很熟悉，许多人也需要辨别，因此他在处事上极为低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所关心的只能是重大的国事。这些情况，是我在北京走访老同志时，才逐渐得知的。我也更多了对他的理解。

我在给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复信中，明确提出可以请邓小平同志题字。

三、请邓小平题字的第一条渠道：太行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四方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的率领下，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改编时，邓小平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1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34岁的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

        1940年6月，一二九师9000余人进驻涉县，师部也从山西辽县桐峪镇迁至涉县常乐村，同年年底又迁至涉县赤岸村，直至1945年12月底迁往武安。当年赤岸村只有200余户人，却住了1000余名八路军官兵。邓小平、刘伯承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长达5年时间，与涉县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涉县的山山水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刘伯承曾说过：“四川开县的我的故乡，河北涉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涉县人民养育了一二九师，也养育了我。”1986年10月，刘伯承逝世后，骨灰由子女护送至涉县赤岸村北的庙坡山上，涉县投资兴建成“将军岭”，邓小平亲笔为“将军岭”题名。

        在政治上历经磨难的邓小平对涉县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1973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在陪同加拿大总理到广州访问结束后，路过邯郸，特意安排了一天的视察。火车缓缓驶进邯郸车站，邓副总理爽朗地说：“多年没来邯郸，先到市里看看吧。”在陵园路上，邓小平看到当年在他亲切关怀下修建起来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时，久久凝视，沉默不语，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

        在市第一招待处，邓小平听取了邯郸有关领导的汇报，他说：“邯郸是个好地方，我也非常怀念这个地方。他提出来要到邯郸西部山区看一下。在西行的火车上，他望着车窗外熟悉的山川河流，万分感慨地说：“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央也很重视老区建设，你们一定要把老区建设和群众生活搞好，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这次原想到冶陶等地看看，因时间太紧就不去了，请代我向大家问好吧！”

四、请邓小平题字的第二条渠道：与左权将军多年的患难与共

        邓小平属龙，1904年出生，左权属蛇，1905年出生。他们的首次接触是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左权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和女婿屈武等100多人一起从上海启程前往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蒋经国加入共青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他们的同学还有国民党的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徐君虎及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侗等。

        1979年底，我因编辑《怀念左权同志》一书，在湖南省政协走访了徐君虎先生，这时他是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回忆时祥细讲述了左权、邓小平、蒋经国等人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后来我创办并主编《史苑报》，徐君虎先生还给我寄来一幅题词：“树正气扫歪风论古评今为民前锋”。

        正是因为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使左权将军在政治上因托派嫌疑而终生遭遇不幸。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遭受王明等人的打击，左权将军也因托派问题被撤掉红十五军军长的职务并被留党察看8个月。只是由于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坚持，左权将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才重新被起用，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将军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仍旧受到从苏联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王明、康生等人的指责和抵毁。做为长期患难与共的战友，邓小平对左权的遭遇始终报有极大的同情。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一些八路军总部的高级将领、一二九师的著名指挥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邓小平、刘伯承同志为他们写了纪念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上。1940年7月，为了纪念抗战三周年，一二九师政治部编印《烈士传》，刘伯承为这本油印的小册子作序，邓小平在卷首写了《追念抗战三年来忠勇牺牲的同志》一文。

        八路军前方总部当时的驻地是辽县麻田村一带，与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的涉县赤岸村相隔不足百里，同在一条山川里，邓小平与左权见面的机会很多。左权将军牺牲后，辽县改名为“左权县”。邓小平和刘伯承亲自领导了在涉县石门村修建左权将军墓的工作，并在赤岸村写下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发表在1942年《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七七”特刊上，文中写道：

        “左权同志，在苏联中山大学与小平同学，毕业后到陆军大学与伯承同学，归国后在红

        军中和五年抗战中，与我们共事达十余年之久。无论在学习期间或参加实际斗争期间，他给予同志们的感召，都是很大的。”“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者血泊的周围踟蹰，而是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向死者与我们所共同坚持的真理前进！”

五、请邓小平题字的第三条渠道：邓林与左权之女左太北的莫逆之交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下，在延安建立了“中央托儿所”，也称“延安保育院”。后来，为了感谢美国友人对延安孩子们的热情捐助，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其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托儿所的第一批小主人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等七个孩子。抗战后期，大批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抗日将领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延安来，以免除后顾之忧。这些进入托儿所的孩子中就包括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黄镇的女儿黄文和黄浩、杨勇的儿子杨小平以及白坚的儿子白克明等。

        左权将军和刘志兰是1939年4月16日经朱德总司令亲自介绍结婚的，1940年6月左太北出生，不久就赶上百团大战，警卫人员带着刘志兰母女，随着逃难的人群在大山里东奔西藏，历经磨难。为防意外，8月30日，刘志兰抱着不满百日的左太北，与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等人一起离开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离开了与她们相亲相爱的丈夫、父亲，赶赴延安。

        邓小平是1939年9月初，在延安与23岁的卓琳结婚的。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出生于1941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生下来就送到老乡家养育。邓林4岁时，邓小平夫妇委托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的夫人陈书莲将邓林带到延安，进入延安中央托儿所。

        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1944年出生在左权县麻田村。出生后因为妈妈没有奶，无法抚养，送到麻田村河对岸一个农民家中哺育。

        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出生在1945年上党战役之后，也是由于妈妈没有奶，送到峰峰义张庄一个农民家中养育。解放后，邓小平把邓楠的奶妈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对其极为尊重。2001年，我以这段史实为题材，写了一篇演讲稿——《邓小平和太行奶妈的故事》，由邯郸市邯山小学的一位小同学参赛演讲，获得邯郸市革命故事大赛的第一名。

        新中国成立后，左太北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1960年被保送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航空航天部等单位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工作。邓林则因从小身体不好，学习数理化十分困难，邓小平夫妇发挥了邓林开朗、活泼、不拘小节、喜爱文学艺术的个性特长，将邓林送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一直从事美术绘画工作。

        由于父辈的战友情谊，由于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经历，左太北和邓林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们平时虽然接触不多，但有事儿还是相互照应的。因此，当湖南人民出版社候克强先生因迟迟听不到左太北的答复而焦急时，我却认为，请邓小平为《怀念左权同志》题写书名，这应该是最可靠的一条渠道。

        1980年1月11日，在候克强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我到北京询问请邓小平题字一事。我在当年的日记里这样写道：“1980年元月11日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7时许，抓紧时间来到三里河左太北家，太北不在，遂往胡银曼（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老师家中。胡老师和其爱人赵少平在看电视。就座后，我讲述了近一段的工作情况，胡老师谈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关于找邓小平给《怀念左权同志》题字，如邓的女儿不行，可找胡的爱人赵少平，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1980年元月12日星期六的夜晚，我终于见到了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她今年约三十六、七岁，是1939在王家峪出生的（应为1940年），中等个，白净脸，戴着一幅黑框眼镜，显得很文静。太北的爱人沙志强说话很少，尽量让我和太北交谈，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显得很高兴，搬着一把靠椅坐在我的对面。我问起了请邓小平题字的事，太北高兴地讲，已经写了，她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林是同学，说了没两个礼拜便送来了。准备请军博复制后，交给湖南出版社和邯郸陵园。”我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候克强先生，他很高兴，因为《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的编辑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1980年4月，我刚从太行山回来，候克强先生再次写信，希望将新征集到的稿子尽快寄去，他在信中写道：“小平同志为《怀念左权同志》题的字已收到，我们想争取在五月分把这本书发排付印，您看可能吗？如果您能尽快把上述稿子寄来，我们就五月发，如有困难，六月份发也可以。”

六、邓小平为《怀念左权同志》的题字，成为我记忆中永远的珍藏

        经过1年多的努力工作，《怀念左权同志》一书终于在1981年5月出版了，我以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名义，为这本书写了编后记，述说了本书的编辑过程，对为本书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单位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从1942年左权将军牺牲，中共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发出“左权同志纪念册征文启事”时起，直到《怀念左权同志》一书出版，整整39年，这个历史的“任务”，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这是我一生最感欣慰的事情之一。

        当然，在编后记中我还有一句话想说却没有说，那就是我们更感谢为这本书题写书名的邓小平同志，是他给我们带来了最后的成功，是他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完美。

        我也从心里感谢左太北大姐，多年来，她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很多的鼓励，以后我的工作中遇到一些挫折，我很少跟她联系，在此之际，我向太北大姐问好。

        《怀念左权同志》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邓小平的题字“怀念左权同志”被印成精美的纪念卡，在国内广泛传送，并被多家出版物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