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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身为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机要秘书的左洪涛，从柳州前往桂林，和中共南方局驻西南地区负责人李克农秘密会面。四十多年后，八十多岁的左洪涛老人撰文回忆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细节：

……克农郑重地叮嘱我说：1938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郭沫若同志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组成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并亲自向他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上述十四个队，现在还存在六个。有一个在华北，五个在西南，其中有三个在四战区。恩来同志很重视和关心他们，要我在政治上、工作上尽可能给西南地区几个队以照顾和帮助。

（《南天艺华录》，《广东党资料史丛刊》，1989年12月）

左洪涛毕业于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驻守在上海浦东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亲自拜访北伐时期的老友郭沫若，请求襄助。张发奎不属于蒋介石亲信，北伐开始时曾经与共产党人保持过良好关系。郭沫若在与张发奎接触后，会同周恩来、潘汉年等很快组织起一个三十多人的大型文化机构——战地服务团（后改名战地服务队)介绍给张发奎，并在服务队中成立了由十名中共党员组成的特别支部(简称“特支”)。该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左洪涛担任书记。1939年初，张发奎改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率部队开抵广东韶关，左洪涛被委任为机要秘书随同前往。之后，虽然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战地服务队被撤销，但左洪涛却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工作。从此，“特支”便开始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长期潜伏。

左洪涛对演剧队一点都不陌生。1938年初，国民党正式恢复政治部，三厅成立，适时，战地服务队正从苏浙一带转移到武昌。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召集“特支”会议，做了如何在国统区坚持工作的重要讲话，嘱咐他们，要设法取得合法身份掩护自己。会后，左洪涛等人走访昙华林，从三厅厅长郭沫若那里听到了马上要成立演剧队的喜讯，郭沫若还承诺优先派一支演剧队到他们所属的战区去工作。很快，抗敌演剧一队就带着勃勃的朝气来了。见到他们，战地服务队的同志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唱着：我们是兄弟队，我们是一家人，同心协力，甘苦与共，并肩作战，携手前进！也正是这个时候，三厅麾下的十四支队伍肩负着宣传抗战的使命奔赴各个战区，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战场。

然而，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曾经英姿勃发的十四支队伍只剩下了六支！四十多年后，当左洪涛清楚地回忆起李克农转达的周恩来指示时，没有提起自己在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心情。战争的环境是如此残酷，左洪涛早已久经沙场看淡生死，而他所领导的“特支”每时每刻都如同行走在刀刃上，步步惊心，有时，一个猝然降临的事件就可能改变一个同志甚至整个团队的命运……在他面前已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又何况那些刚走出学校不久的演剧队员，那些赤手空拳的青年们，从他们选择了走向战场的那一刻，他们就把自己命运的航船驶进了凶险未知的汪洋大海。

左洪涛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接受指示，在他的秘密工作生涯中，有过许多临危受命的时刻，承担过不少需要付出全部智慧甚至以命相搏才能完成的特殊任务。尽管这一次，周恩来对演剧队“尽可能给以照顾和帮助”的指示听起来没有那么急迫，但是，左洪涛仍然清醒地掂量出这其中的分量，体会到周恩来嘱托的意味深长。他知道这些队伍、这些年轻人对于三厅、对于这场战争、甚至对于国家未来的意义。虽然他自己也只有三十多岁，但对这些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却怀着大哥哥一样的感情。他喜欢他们，就像当初一见到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充满欣喜一样，他小心地把他们放在了自己内心最温暖的地方，在那条布满荆棘的路上，他虽然不能与演剧队员们并肩同行，但却要拚尽一切力量“尽可能”地给他们遮风挡雨。

一

在距离左洪涛接受指示七十多年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在仅存的故纸堆中费力地爬梳，想要找到当年三厅成立的十几个演剧队中，那些仅存在两年多时间就被迫解散的队伍的踪迹，理清造成他们无法生存下去的原因。寻找很不容易。从现有的材料看，1940年初，除了抗敌演剧第十队在经过两年的颠簸后到达延安自行解散外，其他几支队伍正处于和组织失去联系勉强维持的境地，他们最终被迫解散多是在“皖南事变”前后。夭折的团队多数没有完整记载，而演剧队的名称番号一变再变也为后来人梳理历史造成了诸多困难：各队原本都有自己的名称，在三厅编队时被授予统一番号，到达国民党各战区后又被重新按战区编号，有的还不止调整过一两次，之后，坚持到抗战后期的队伍又衍生出新的团体……时隔多年，活下来的人们追忆往事时，叙事都不在一个时间点上……这种种情况使我最终放弃了想要一一描述的渴望。在他们不同的遭遇中有着共同的东西，周恩来的一段话为他们的生存状态做了精辟的总结：“演剧队是在日寇的炮火、国民党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贫病三者夹攻下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的。”这三者中，对付日寇的炮火和生活的贫病或许较为简单，而“国民党的迫害”竟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最大问题。

1938年，抗敌演剧六队在武汉

街头演唱抗战歌曲

抗敌演剧六队前身是由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区学生移动剧团”，经三厅收编集训后派往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后又随东北军于学忠部前往鲁苏战区。第五战区辖地较广，既有国民党军队，又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内还有中央军和杂牌军之分，矛盾重重，错综复杂。六队一年多的时间里来往于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地区之间。他们到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的几个支队，见过敬仰已久的叶挺将军，也和勇猛善战治军有方的传奇人物罗炳辉司令员亲切交谈。每一次经过根据地他们都觉着温暖和兴奋，都渴望能留下来，但每一次又都克制住内心的矛盾，遵照组织长期深入敌后的指示继续前进。在长途的巡回演出中，他们常以走遍祖国山河而自许，就如同那首自己创作的队歌：

我们带着救亡的火种，走遍广大的城乡山村，冒着急雨、狂雪、霜冰，不怕暗夜、风沙、泥泞。我们从敌人屠刀下冲出，痛尝够亡国的残害耻辱，遍身被同胞热血染红，满怀牺牲决心和最大的忿怒！……神圣的抗战全国掀起，誓死反抗残暴无理……

1939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六队到达鲁苏战区后，便被告以取消演剧队番号归属战区政治部，和政工队一起执行任务的命令。这显然是个下马威，演剧队立即调动所有力量，拜访总部各级军官，利用军方与政治部之间的矛盾争取同情，把政治部试图同化演剧队的做法拖延了下来。

第一个下马威刚应付过去，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就来了。新年快到的时候，政治部把队长陆万美叫去，告知凡在东北军工作的人，一律要加入国民党。此时，六队远离中共党组织，不知晓上级为了长期隐蔽，在无法拖延的情况下可以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只能做出“一定不能参加”的决定。为了防止政治部对集体实施分化，在做好内部工作之后，由队长出面以“我们是搞艺术的，无意参加党派活动”给予回答。拒绝后，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几十年后，六队活着的老人们还能记得1940年的元旦发生的事情。那天，天空是铅灰色的，他们排着队，冒着凛冽的北风到总部参加“新年团拜”。政治部主任先是说了几句恭贺新年的话，突然宣布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毫无准备的演剧队员们都惊呆了，周围的官兵都举起了手。他们急忙低声地互相传话“不要举手、不要举手”，一排排的队伍中只有他们二十多人肃然站立，没有举手。

事情过去的第三天，六队就被派往地处胶济路沿线的地方部队。那是一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驻扎在那里的厉文礼部队表面上是国军，实际上和土匪、伪军相互勾结，行动诡异狡诈。听说演剧队被派往这种地方，东北军的一些军官都感到气愤，一边责骂政治部，一边写信给那边认识的人希望对演剧队给予保护和帮助。

尽管谁都明白，政治部此举完全是为了达到制服演剧队的目的，但同志们还是大义凛然地去了。他们尽可能地深入到部队底层，充满热情的慰问和演出使得普通士兵们耳目一新，对他们的态度也渐渐地从冷漠转为欢迎。那之后，六队又被派往情况更为复杂的江苏韩德勤部队。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得到他们的帮助。“皖南事变”发生时，一向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内部摩擦的常恩多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被软禁，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万毅被关押，演剧队也以“保证安全”为由被部队禁闭起来。

那是1941年2月的一个下午，太阳落山了，没有生火的屋子里分外寒冷，演剧队员们被困在里面，他们一再表示强烈抗议，但是没有人理睬，枪被收走了，屋外站着持枪的哨兵，和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

大约一周后，队长陆万美被两个持枪的士兵押到师部，新任代理“师座”手持一纸电文，宣布总部政治部命令：抗敌演剧六队就地解散，所在部队无权处理。于是，一个骑兵连荷枪实弹地把他们“护送”到总部，关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等待着最坏的结果，知道任何一个莫须有的理由都可以置人于死地。这时，外面的形势起了变化，中共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政治部又宣布他们的罪名是“煽惑暴动，图谋不轨，着令将全队驱逐出鲁苏战区”。

六队结束了两年多的历史。团队解散后，他们化整为零转辗绕道奔赴根据地。他们不能就近加入八路军，因为有人受他们牵连被关押在监狱里，政治部还以工作为由留下了三名队员——实际上是“人质”，走的人稍有不慎就会给留下的人带来更大危险。他们静静地收拾起队旗，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离开，曾经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决不屈服的六队，在抗战的洪流中悲壮地画上了句号。

在十几支队伍里，抗敌演剧四队也属于中途折损的一支。四队的前身，是由上海留日同学会组成的“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一队”，武汉整编后，他们同样被派往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四队生存的时间只有两年零九个月。这段时间里，有着被他们称为“朝气蓬勃的第一年”，这年的前几个月，基本上是和三厅一起度过的。冬天，他们离开三厅到达第五战区宜昌。此时，全国正处于团结抗战的沸腾气氛中，四队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演出中用雄壮的大合唱取代开场锣鼓，用男女独唱代替幕间休息，他们还“一专多能”“一人多用”，创办了灵活快捷的油印小报、图文并茂的大型壁报、揭露日军暴行的图片展览等，在多个救亡团体和学生剧团中显示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四队在出发前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团队的领导力量。正是这个核心，团结着大家支撑起四队最活跃的“黄金时期”。

然而，进入1939年夏天，国民党反共高潮兴起，形势开始逆转。一向较为开明的李宗仁，撤销了由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对暴露的中共党员“礼送出境”。四队一到达襄樊，就被种种问题所困扰。他们同样被要求集体参加国民党，也同样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理由加以拒绝。最初，政治部控制在桂系手中，对他们的搪塞还未加深究。但是不久后，当他们二度拒绝加入国民党时，改组后的政治部就已经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了。1939年冬天，与四队保有联系的中共地方区党委因形势的恶化而转移，之后的一年，队里的党员也纷纷疏散离去，团队失去了核心，党外的队员不了解内情惶然不知所措，又有队员不幸牺牲和受伤……这时的四队“犹如一只在惊涛骇浪中突然失去舵手的航船，彷徨无依地在海上飘流……”形势的恶变，组织关系的失去，已经使他们很难准确把握政策和策略。几十年后，当一些老队员回首往事时意识到：“我们当时还不认识统一战线是法宝”，“我们的朋友多限于文化圈和中下层，而很少注意在上层人士中交朋友。……不懂得争取团结桂系广大抗日军官抵制破坏抗日救亡的蒋系特务……”这可能正是压垮他们，造成他们被迫解散的最后一根稻草。

终于，他们在经历了“风雨飘摇的第二年”后进入了“最后的岁月”。1941年春天，当“皖南事变”的恶浪袭来时，四队在演出中接到战区政治部“就地解散”的命令。“这支“在黄浦江畔诞生，在汉水两岸燃烧了近三年的火炬”熄灭了。而在其他战区，剩下的几支演剧队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远离组织独立作战的他们太需要依靠和在关键时刻给予的支持了！这支持来自于哪里？三厅已被改组，根据地显然鞭长莫及——只能来自于他们身处险境的内部，或许，这正是足智多谋的周恩来在危难时刻把演剧队交付给处于隐蔽战线的左洪涛的缘由。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17年第5期《收获》】

1988年，在武汉召开抗敌演剧队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右四为左洪涛

剧宣七队在韶关演出话剧《刑》剧照

1946年，剧宣五队七队在广州联合演出《黄河大合唱》

1946年，剧宣七队在广州复员时合影，前排中坐者为张发奎